《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毛泽东论鲁迅》发表的经过
唐天然
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毛主席曾发表重要演说。演说的记录稿后来流传极广。在所有版本中，都署有一个名字：“大汉笔录”。但是，该文发表四十多年来，“大汉”到底是谁，发表的经过怎样，人们都还存在疑问。
有这样一种说法：记录稿最初发表于钱杏邨同志在上海主办的《文献》1938年11月号；“大汉”的署名，也是编者所加，取当时我大汉民族全民抗战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经过查考，上述说法不确。一、此稿最初发表于胡风同志在武汉主编的《七月》1938年3月号，比《文献》早八个月。二、《七月》发表时，正文虽署名“大汉”，封里目录却署“大漠”（“漠”和繁体的“漢”字形相似）。且从当时武汉其它报刊可证，“大汉”实系“大漠”之误。
去年，我开始了寻找“大漠”的工作。虽然几经周折，终于在一些老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该文的笔录者——汪大漠同志（现为水上运输高级法院筹备组负责人）。最近，他向我回忆了笔录整理和发表《毛泽东论鲁迅》的经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二十一岁的汪大漠便从成都投奔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起初分配在红一军团宣传队，很快又转到陕北公学，为第一期学员。入学不久，正值鲁迅周年祭日，成仿吾校长请了毛主席来演说。
纪念会是在一间大屋里召开的，参加的人并不多，由成仿吾同志主持。汪大漠同志说：“我本来坐在后面，毛主席开始演说后，我因为眼睛近视，又怕听不清，便跑到了第一排，那时坐的是长板凳，也没有固定的座位。我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就把毛主席的讲话笔录下来了。”
在陕公学习不过三个月，汪大漠同志就被分配到中宣部的文化训练班继续学习。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训练班组织学员访问了延安的一些群众团体，汪大漠同志都作了札记。1938年2月，训练班结业，他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新华日报》社工作。但很快形势发生变化，武汉告急，党的机构准备往重庆搬迁，就把他介绍到南昌去了。后来他又转到新四军，去到了敌后。
在等待分配的短暂时间里，汪大漠同志便把毛主席演说的记录稿和一些笔记进行了整理，一并交给了《新华日报》社的吴敏同志。其它的访问记很快发表了，而这篇记录稿，吴敏同志退给了他，并作了解释：“因为是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未经本人审阅，不便刊登。”汪大漠同志说：“我随即寄给了《七月》，还附了短信。很快，胡风就把它发表了，而且放在了第一篇的显要位置。我想，《新华日报》是党的报纸，比较慎重；《七月》是一般性文艺刊物，考虑不多。胡风因为看到是毛主席的讲话，又是论述鲁迅思想的，他就立刻发表了。”汪大漠同志谈到这里，我插话说：“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胡风同志对毛主席和鲁迅两位巨人是很崇敬的。发表这篇讲话，也是他的一个贡献。”汪大漠同志颔首赞同：“他不刊登，这篇文献也就湮没了。”
汪大漠同志告诉我，文章刊出后，正文的署名误印成“大汉”，他是看到的，但并没有去信更正。以后，他很快转到敌后，也无法和胡风联系了。因此他和胡风并未见面，胡风也并不知道汪大漠是谁。
关于记录稿本身，汪大漠同志一边翻阅《七月》，一边回答我的提问：“文章的题目是我拟的，并非胡风所加；文前的引言，编者也一字未易；因为在国统区发表，故用了‘毛泽东先生’的字眼；稿中说鲁迅是中国现代的圣人，原话如此。总之，记录稿可能有遗漏，但绝无随便增添的。”他又说：“在延安可惜没有及时整理；后来到武汉整理出来了，也无法送给毛主席审阅了。不过，发表以后，在武汉的中央首长总会看到的，好象并没有提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