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同志来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杨献珍同志来信《人民日报》编辑部：
1981年5月19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有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的哲学工作者卢国英、叶佐英合写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文章中说：
“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工作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1958年，康生主管党校工作，他老婆曹轶欧直接插手哲学教研室反右派运动，发动贴他的大字报，并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
从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对任何人和事，要进行历史的分析，用事实说话，分清是非。
请看历史事实：
从1948年马列学院成立到全国解放初期，刘少奇同志任院长、陈伯达任副院长（从未当过院长）。1953年初，中央任命凯丰同志为马列学院院长，杨献珍、侯维煜同志为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这时，刘少奇同志不兼任院长了，陈伯达也不兼任副院长了，说“1953年，陈伯达主持马列学院时，组织批判《大众哲学》，下令禁止出版。”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1953年8、9月间，马列学院党委确实曾有过一次对艾思奇同志错误的哲学观点进行批评，但那时陈伯达已离开马列学院很久了，所以批评艾思奇同志的事，与陈伯达无关。那么，马列学院党委为什么要批评艾思奇同志呢？
原因是这样：1949年春，马列学院随同中央迁来北京以后，艾思奇同志在院内和院外讲哲学时，确实发生过一些原则性的差错。例如，1953年8月，一次他在马列学院讲哲学，讲到偶然性与必然性问题时，他举例说：“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听课的学员深为不满，在课堂上即提出抗议。院党委认为有必要对艾思奇同志进行必要的批评与帮助，于是召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各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参加了会议，马列学院第一部主任胡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批评的主题是关于艾思奇同志的某些错误的哲学理论观点，也联系到批评他的《大众哲学》一书中的某些错误观点。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帮助，是党内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主持会议的是副院长杨献珍和侯维煜同志，院长凯丰同志因病卧床，未能参加会议。在会议上，艾思奇同志也作了自我检讨，他在检讨中说：“今后要以严格的科学精神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待一切工作，尽可能制造好的成品，坚决制止推销劣品。《大众哲学》永远停止出版，并对读者作公开声明。”会后，院党委根据大家的批评意见作了一个总结，题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学院委员会关于艾思奇同志过去在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的检查报告》，连同艾思奇同志自己写的《我的工作检讨》，报送中央马列学院管理委员会审批。当时，管理委员会主任胡乔木同志口头指示我们，只在党委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中传阅，不必往下传达。至今这两个文件还保存在中央党校档案室里。
关于1958年高级党校哲学室教学人员整风反右和下放河南的事，情况是这样：
1958年上半年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整风时，艾思奇同志在青岛休养，根本没有叫他回来参加整风，更没有谁贴他的大字报，没有谁
“组织大小会议围攻艾思奇”。
这是1958年上半年的事。
1958年8月下旬，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从北戴河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高级党校下半年不开课，要各地的学员留在原地参加大跃进，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党校教学人员分别下放到工厂或农村，也在实践中学习大跃进。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河南学习大跃进。那时，艾思奇同志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他高高兴兴地带领哲学教研室的同志去了河南，卢国英、叶佐英同志硬要说是“后又借机要他带病下放，进行‘惩罚’。”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历史是不能篡改的，我们应当尊重历史。我要求将我的这一封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以正视听，可否？请定夺。
即颂撰安！
杨献珍
1981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