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三次南行——老作家艾芜深入生活随想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他第三次南行
——老作家艾芜深入生活随想
阎纲
今年春天，得悉老作家艾芜毅然南行的消息；不久前，又在六、七两期的《边疆文艺》上读到冯永祺同志记述艾芜同志这次旅行的生动文字。老骥千里，老兵新传，听来委实感人。
半个世纪前，艾芜同志初次南行，写了《南行记》；二次南行，写了《南行记续篇》；现在，他第三次南行，相信有南行新作问世。
这不能算作轻松的旅行。不是坐旅游车，更不是坐飞机，常常要靠两条腿，50天行期，行程几千里；每天工作不下十小时，此外还要挤时间读书。对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来说，这样的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到底为了什么？
艾芜同志几十年风尘，由家乡新繁而成都，由成都而昆明，而克钦，而仰光，而新加坡，而香港，而厦门，而上海，而武汉，而桂林，而重庆，而鞍山，而云南边地，而北京，而大庆，后又回四川。上过学，逃过婚，做过杂役，当过马店伙计，给和尚煮过饭，做过报馆校对、小学教师、副刊编辑，坐过牢，在工人区发展过工人文艺通讯员，参加过土改，到鞍钢、大庆体验过生活，二次南行到边地，搞过“四清”运动，十年动乱时也当过“牛鬼蛇神”，蹲过监狱。他曾数次出国访问。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已经成为生活素材的富翁。他不愁没有东西可写，可以安静地度过古稀之年。现在他竟第三次打起背包，勾紧鞋袜，象当年小伙子那样上路了——到滇西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这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老朋友，为了新相识，为了那里的人民，也为了写作。艾芜以写作为己任，特别注重表现新的群众、新的生活，不知老之将至。他说：“文艺工作者热爱生活，首先要热爱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生活，要在四个现代化中努力探索，找寻新的人、新的事、新的精神，表现在文艺作品中。”因此，这次南行，他的采访重点是了解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滇西农村各民族生活的变化，尤其要了解参加四化建设的人的灵魂。他的追求何等高！责任心何等强！精神何等可嘉！
四年多来，我们的作家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他们将人世间的真情真貌诉诸读者，让人们实事求是地思考国家民族的前途，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事四化建设。文学的飞速发展，必将以思想之解放和描写之真实载入史册。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抹煞不了。
有成绩，也有缺点；有巨大的成绩，也有不小的缺点。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劝导文学家们说，读者们不需要再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我们现在告诉读者们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不是显得太少太少了吗？
对一般作者说来，老故事当然还可以写，但要深化，最忌捉襟见肘。新故事、新人物，读者欢迎，时代需要，可叹囊中惭愧，口中慷慨又有何用？广大读者是文学艺术的权威评定者，他们对作品中为掩盖内容贫乏而煞费苦心的编造，开始有所觉察，并产生厌倦之感。近来，我读了一些新作，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不仅青年作家，中年作家中也有此类现象发生。
人们之于文艺，既不喜欢生活原型的单纯模仿，也不喜欢海市蜃楼般的“天才”臆造；归根结蒂，人们欢迎货真价实的艺术珍品，泥土里长出的奇花异卉。安泰力大无比，因为站在大地上，大地是他的母亲；一旦离开母亲，他顷刻变成败兵之将。我们作者们要脚踏实地，还是悬在半空？
周立波东北土改，始作《暴风骤雨》；赵树理长治办社，厥有《三里湾》；柳青皇甫十四年，《创业史》新成；罗杨缧绁，乃著《红岩》。长期地在生活中打滚，痛苦地磨练自己，熟悉各种人，未必能写出好作品；腹内空空而又不愿到生活中去，孤陋寡闻，异想天开，则必定写不出好作品。
工人作家蒋子龙，近年的创作斐然有成，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始终依傍在大地“母亲”的怀里。他说，离开工厂两个月就想得难受。“我在这个工厂里呆了二十多年，工厂的历史和工厂的干部、工人，在我脑子里都是活的，而且都是形象的，具体的。我用半天所了解到的东西，一个专程来采访的作家半个月也得不到。作家的生活是靠经常不断地观察和研究，不是偶然碰上的。典型是作家的心长期埋在土壤里所得到的结果。”——说得好极了，总之一句话：局外人永远成不了大作家。
艾芜同志第三次南行，给作家们以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