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康的本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献身四化的人

陈永康的本色
到了南京，我就去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访问农民水稻专家陈永康。不料，他被一个单位请去作技术报告了。
“老陈真不愧是由劳模成长起来的专家！”办公室里的一位徐同志敬佩地介绍说，“他始终保持着劳模的本色，今年74岁了，可是精神不减当年！”
另一位施同志接过话茬：“陈劳模是干出来的！即使在动乱的年头里，人员散了，样板田撤了，他也没有后退。你搞你的，我忙我的，屁股一拍，到苏北新稻区蹲点去啦。”
“我是跟着他的”，徐同志插话说，“先在沭阳沂涛，后到宿迁纲要大队，还收了一些知青和技术人员当徒弟！”
“这几年考虑到他的年纪大了”，施同志把话题拉了回来，“让他在院内从事三熟3，000斤的探索。三年中，有一年亩产达到了3，053斤，其余两年：一年是2，700斤，一年是2，973斤……”
“这数字？”
“嗨，那可实打实！脱粒后晒了又晒，扬了又扬。老陈亲自过秤，说：这是科学数据，来不得半点含糊。”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我终于见到了他。
他穿一身褪了色的补丁加补丁的衣服，黄球鞋，袜子也未穿。头发花白，但很健壮，是一位纯朴的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形象。
听得出来，他不善于言辞，尤其说不了人们常说的那些套话；可是一讲起水稻高产经验，滔滔不绝，言之在理，不能不使你佩服！
“种田是一门科学，科学就是掌握规律。”老陈操着浓重的家乡松江口音说道，“我们讲水稻的生长，以及和水稻生长有关的土、肥、水、气、光、温等自然条件，都是客观存在，都有它们各自的规律。对于这些规律，人们都是不能违背的。如果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当然不是说，我们在规律面前就束手无策；我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根据条件利用规律。”
讲着讲着，他联系起一段往事：
“记得1958年，我搞两亩水稻丰产田，有位领导同志要我提出亩产20，000斤的高产指标，订出每亩用1，000斤豆饼作基肥的技术措施。我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亩产20，000斤是不可能的；每亩用1，000斤豆饼作基肥，一是不必要，二是吃不下，三是不切合实际，既浪费，又会成为肥害。我没有接受，还是按正常的情况搞，水稻长得较好。那时常有人跑到我的田头说：‘老陈，你这块田亩产笃定3，000斤。’我总是说：‘没有的，千把斤吧。’后来的收成也确实是千把斤。相反，当时也有少数人不大顾客观条件，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结果造成稻子疯长，一亩200斤也没达到。”
陈永康说到这里，停了一下，显得有些严肃：“当然，这是过去的事了。但我们不能忘记。我常想，我们搞科学种田的，一定要老老实实，照科学办事，提供科学的经验，千万不能迎合什么，胡说一气，乱来一通，那就不叫科学了。”
听着陈永康的议论，我想起了他的同事介绍的一件事。
苏南三熟制一直论争纷纭。去年9月的一天，一位省委书记来农科院，在去看试验田的田埂上，问陈永康三熟制到底种百分之几好？老陈答道：“不能讲比例。讲比例，弄得不好你们就一刀切了。农业生产差别大，要一个队一个队调查，有条件的、适合的动员种；条件不够的下掉一点；实在没有条件的就不种，把地养好，从实际出发。我们国家人口越来越多，不抓粮食不行。”书记点点头：“你这个意见是对的。”
“可是现在，有些地方的科学种田还不扎实，还有不少问题。”老陈打断了我的沉思，“去年我在下面跑，一位县委书记就对我讲，现在有些地方还在弄虚作假，产量不实，往上加，这怎么得了？”
这确实是值得人们认真对待的。
也许在某些人的眼里，陈永康只是一位出色的劳动模范；但我觉得，他更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
本报记者　颜世贵（附图片）
陈永康在观察水稻生长情况
《新华日报》记者　王广林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