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和人治问题讨论情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法治和人治问题讨论情况
前些时，法学界就法治和人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从讨论的情况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既要人治也要法治。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把法治和人治都理解为治理国家的方法和手段，认为人治就是重视和发挥“人”的作用，法治就是重视和发挥“法”的作用。有的同志还把人治中的“人”说成是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基于这种理解，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需要实行法治，但也不能不要人治。1958年以后在社会上流行的“要人治不要法治”的观点，缺点不在“要人治”，而在于“不要法治”。如果把它改为“要人治也要法治”，那就比较全面了。
这些同志的理由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总是要人去制定和执行的。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只是侧重人治，但也重视法律的作用；法家只是侧重法治，但也不排斥人的作用。资产阶级厉行法治，但也并不排斥人治。可见，法治和人治从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把它们对立起来，舍彼就此，或舍此就彼，是不可取的。
另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和人治不能互相结合，主张摒弃人治，实行法治。
这些同志认为，法治和人治讲的不是一般的治国方法和手段，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统治方式。所谓人治，是依靠当权者个人的权威来治理国家。人治并不是不要法，但这种法完全屈从于当权者个人的意志，当权者可以一言立法，也可以一言废法。所以，这种人治往往是和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法治，是依靠体现统治阶级集体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法治并不否定人的作用，但在法律与个人意志发生冲突时，所有的人，包括当权者在内，都要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种法治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来的，因而也是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紧密相联的。社会主义法治和资产阶级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同样是和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紧密相联的。由此可见，是人治还是法治，并不是一般地要不要发挥人和法的作用的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法治和人治是不能结合的。实行法治，就不能要人治；要人治，就会给当权者个人排斥和破坏法治留下余地。
这些同志认为，法和法治，人的作用和人治，是不同的概念，是不应当混同的。有法，或者重视法的作用，并不等于实行的就是法治。如果把有法存在和法治等同起来，就会得出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都是实行法治的错误结论。比如，希特勒和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也都制定一大套法西斯法律，我们总不能说他们也是实行“法治”的吧？！同样，重视人的作用和人治也不是一回事。人治并不是一般地讲人的作用，而是指把国家的治乱兴衰系于当权者个人一身。人治的“人”，并不是指一般的人，更不是指人民群众。所谓否定人治，只是否定个别当权的领导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并不否定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在管理国家中的作用，这正如否定英雄史观，但并不否定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一样。
他们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君主专制与法治是不相容的。封建统治者也制定法律，但是皇帝的圣旨比法律具有更高的效力，皇帝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国历史上，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先秦法家只有一些类似法治的思想，也曾经进行过一些进步的政治改革，但却没有真正实行过法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以后才出现的。这种法治当然是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但毕竟是在同封建专制的人治作斗争中产生的，在历史上是起过进步作用的。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认为，讨论法治和人治，当然要研究它们的历史，从中汲取教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现实出发，把它们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研究。有的同志还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法治和人治的背景，就是由于1958年以后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使林彪和“四人帮”钻了我们法制不健全的空子，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很大灾难。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不搞法治，搞人治，或者搞法治和人治相结合，都是不行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法治”和“人治”这两个概念都不科学，主张跳出法治、人治的圈子。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前面两种意见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对法治和人治这两个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从历史上看，我国先秦儒法两家并没有把自己的主张概括为人治和法治。认为儒家是搞人治的，法家是搞法治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由梁启超概括的。在近代，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也各有不同的含义。既然如此，我们今天又何必再用这样陈旧的概念来进行争论呢？
这些同志还认为，法治和人治的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人治”之所以不科学，比较容易看出来；相对说来，比较难识别的是法治。法治思想最本质的特征，是主张“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一切，决定一切。在我们国家里，法律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一味强调法治，那又把党的领导放到什么位置上去呢？因此，从治国的根本来说，法治并不是主要的东西；从治国的方法来说，单靠法律也是不行的，还需要道德规范、行政纪律和思想教育等其他手段。而且，在我们国家里，现在已经有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科学口号，如果再提“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口号，就只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造成混乱。
对此，持不同观点的同志指出：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矛盾。比如，我国的法律是党的政策的具体化、条文化，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体现在法律中，因此，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表现。主张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并不意味着要贬低或取消道德规范、行政纪律和思想教育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因为已经有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口号，就不能再提其他的口号了。在这两个提法之外，人们不是还经常使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提法，党中央不是又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吗？可见，是否需要提出新“口号”，关键在于实际斗争是否需要，以及提法是否恰当。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法治，并不是那一个人的别出心裁或特殊爱好，而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也是在总结我国二十多年来重人治、轻法治的经验教训之后，在已经认识到现代迷信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之后才得出来的结论。至于把法治说成是陈旧的概念，因而主张抛弃，那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因为法治是陈旧的概念就不能用，那末，陈旧的不能使用的概念就太多了，象国家、宪法、政治、道德、权利、义务等等，就都是陈旧的概念。“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中的“民主”和“法制”，也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概念，现在只是在它们前面冠以“社会主义”，赋予它以新的阶级内容。由此可见，因为“法治”是旧的概念，资产阶级法学家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不科学，就采取否定的态度，是值得商榷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这些概念进行批判改造，为我所用。
在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讨论中，尽管各家的观点分歧很大，一时也难以统一，但大家都心平气和，平等相待，既不唯书唯上，也不以势压人，始终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出现过扣帽子、打棍子的恶劣现象。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健康地深入地进行着。
（谢次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