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马克思主义与宏观历史研究
丁伟志
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对历史的局部、细部进行细致准确的考察，这种微观的历史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要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须对历史进行全局的宏观考察。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一次提供了指导宏观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必将为历史科学不断开辟新领域，提出新课题，启迪新途径。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作为两种相区别的科学研究方法，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社会科学，适用于经济学，也适用于历史学。
应当说自从历史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宏观的历史研究和微观的历史研究，也就存在着，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并没有自觉地把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区别开来、提炼出来罢了。
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一部历史著作，不管其规模何等宏阔，即使是汇通古今中外的世界通史巨著，也只有在具体的可靠的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构筑成功。历史的真实性，无疑是任何史学著作的第一个价值尺度。从这个角度看，一切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原则的历史研究工作，都离不开微观的历史研究法，都需要去研究历史上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人、事、地、物，或者说，都必需从小的角度去观察与考索历史的局部、细部。把历史的局部、细部考察得愈加细致、周全、准确，那么从整体上去认识这些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就愈有可靠的根据。如果细节俱错，大局的真实性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但是，人类历史繁复纷纶，研究者是无法把它穷尽的。即使一人一事，或一岁一月之史，人们也没有可能完全做到穷其细节，俱其始末，何况历史学的任务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只是细大不捐地记录历史事实呢。古今一切有成就的历史学者，总是抱着比记事更高的大目标去治史的。这种目标，当然是各种各样，有的荒诞错谬，有的包含着真理的颗粒，有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合理性或进步性。但是不管其间差异多么大，还是可以看到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条共性的轨迹，这就是：可以而且必需从大的角度，亦即从相对整体意义上去考察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历史的本质。这种考察，就是从事宏观的历史研究。司马迁明白表示，他研究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且不讨论把“究天人之际”列为著述历史的目的有何意义，仅就“通古今之变”来说，也明白看出，《史记》之作的眼光确非仅只停留在记录和整理具体史实和个别事件上，而是试图从宏观上去观察历史，探讨古今变化之道。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意图，的确象梁启超说的，是为了编一部“皇帝教科书”。今天来看，这种目的无疑是不足取的，但是也可以说，正是这种为封建统治者总结治平经验的
“宏愿”，推动着司马光以继承《春秋》为己命，在一千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上下求索，纵观中国政治史上的成败得失。
中国历史学的典籍可以证明，优秀的古代历史学家一直是采用着微观和宏观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法的，只不过他们是把两种方法混同在一起使用，长期没有使之形成相对独立的两种不同方法，甚至连两种方法间存在着差异、构成矛盾的情况，也无所觉察。宏观历史研究与微观历史研究，形成两种不同的、相对分离的独立的研究方法，乃至由此而逐步形成两种不同的学科分支，这是历史学经过长期发展，到一定阶段上才会出现的局面。在中国，大概可以说，只是到了清代乾嘉间，才出现了微观历史研究法比较充分发展的局面。这时候，以经学为主要研究课题的考据学派大兴，这股潮流兼而影响到史学。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无征不信”的考据方法，也就成了研究历史的主要方法。把治经的考证方法移来治史，考证史迹，钩沉辑佚，订伪辨谬，成为当时历史学界的风尚。到了这时候，以考据为基本方法的微观历史研究，才在中国史学史上取得独立地位，并且被奉为治史的正宗。与此相适应，训诂、名物、典章、制度、金石、校勘等等，也一并发达起来，俨然形成一个个独立学科。胡适把乾嘉学派的考证法，说成唯一科学的方法，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乾嘉学者们能够给予微观的历史研究以足够的尊重，使它登上学术的大雅之堂，力求通过详尽无遗的考证来检验历史史料，把历史学从充斥荒谬神秘的状态逐步移到比较可靠的史实的基础上，力图使之变为信史，这无疑是历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进步。
至于说到宏观的历史研究，截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传入之前，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不少学者对于古今大势，发过议论，作过揣度，其间也不乏精采的见解，可惜都简约得很，构不成系统的历史方法论。大家如刘知几、章学诚，也未能建立起较为系统的从宏观上研究历史的学说来。清末民初，进化论传来，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掀起了波澜，他们争相拿这种新理论来观察历史、说明历史，推测国家民族的命运。进化论的输入，对于中国历史理论的革新，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不过限于当时条件，也未能形成发达的宏观历史研究的学风。
从传统上看，中国史学史上宏观历史研究虽然不够发达，但是对于微观历史研究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有些卓越的历史学家却早就有所觉察。例如乾嘉考证之学全盛的时候，章学诚就看出了囿于考据的治学方法产生的弊端，并屡加诟病。
微观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历史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把它当作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那就会铸成错误。具体来说，第一，由于只是把个别的具体历史事件和情节，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这种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课题的确定，便往往难以考辨其轻重缓急。琐细冷僻、无关宏旨的一事之考、一字之辨，可以竭研究者的精思，重大历史问题却往往被置诸脑后。如果整个历史学界都踏上此途，历史学所应承担的使命便不能不轻重倒置了。第二，对于个别对象的考察来说，如果只是孤立地进行，而不从更大范围里观察它，不从它自身的发展以及它和周围世界的联系上观察它，那么对于个别对象也无法取得真正科学的认识。管中窥豹，其实是连一斑也不能真正认识的。第三，历史全局不等于它所包含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因此即使对于个别历史现象无一遗漏地做了全面考察，也不等于认识了历史全局。
就具体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研究来说，或者就某些历史学研究项目来说，在特定的目标下，相对地离开宏观角度而只去做微观考察，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应该说这是历史科学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加分析地对主要采用微观方法的历史研究工作一概鄙薄，妄加讥诮，那是很错误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只把这种微观研究当成唯一的真学问，排斥宏观的历史研究，那么这种微观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走向反面，变成认识历史全貌和内在联系的障碍。章学诚说，“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如果结合起来，便有“相需之益”。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虽然他沿用刘知几“独断之学”的提法并不足为训。
想要认识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需从大角度对历史进行全局的整体的宏观考察。当然历史是多层次的，所谓全局、整体，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整个人类史固然可以看作全局、整体，某一国家的历史、某一断代的历史、某一时期中社会某侧面、某组成部分的历史（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之类），以至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同样可以作为全局、整体看待。但是，不管考察对象所涉时间空间跨度的大小，只要考察的目的在于发掘历史的内在联系，就必需把视野放开，纵观全局，而略去一些无关的细节。略其所当略，才能详其所当详；轻其所当轻，才能重其所当重。只有立足于丰富可靠的史实基础上，又自觉地舍弃一切无关的历史细节，才可能从宏观角度观察历史，透过繁复的历史现象认识历史的本质，揭示历史的固有规律。
探索历史固有规律的过程，乃是一个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分析概括的过程，科学抽象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过程。宏观历史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具体方法进行，例如历史比较研究法，就是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一种重要方法。或者通过对于不同时期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求常求变，或者通过对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的比较研究以求同求异，这样才可以从宏观上认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常求同，发现和把握历史的一般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无共同规律可循的这样或那样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普遍真理性便不能成立。如果不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历史间求变求异，发现和把握历史的特殊规律，那么人类历史便成为没有血肉没有丰富内容的干瘪的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会由于不能与具体的特殊的历史相结合，而失去了立足之地，变成不能说明任何历史实际的抽象教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这样的宏观考察，历史科学便失去了对象。可见，宏观历史研究法在历史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至为明显的。可以说，一切关于历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无不是宏观历史研究的结果。当然，在科学的历史观诞生之前，各种宏观的历史研究，或者陷于神秘荒诞，或者流于主观臆断，或者只能对历史过程的某个侧面达到片断的合乎规律的认识，而对于人类历史的全局及各种社会形态发展嬗替的内在规律，则受阶级的和认识的限制，而无法进行科学的宏观观察。只有到了近代，当着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而具备了必要的物质积累和文明积累，形成了对于人类自身的历史进行科学的宏观考察的能力时，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才会被人们揭示出来，科学的历史观才得以建立。所以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乃是对于人类历史进行科学的宏观考察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对于自身历史进行宏观考察所得出的最伟大的科学成果。
正是对于人类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宏观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阶级社会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只是短暂的阶段，它的发生和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宏观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和灭亡的客观必然性，揭示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依据。
就历史学作为一门学术的发展史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恰恰又实现了历史学本身的一场巨变。由于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它的诞生也就破天荒第一次建立起唯一科学的历史观，第一次提供了指导人们对历史进行宏观考察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是以“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为前提。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准则。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宏观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于指明研究的方向，提供进行研究的基本方法，而不是预先为研究过程设置先入的结论，强制历史研究来削足适履。在宏观的历史研究中，新发现的历史事实、历史情况，与原有的某些结论相冲突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而这往往就是历史科学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契机。如果把根据这些新情况、新史实提出新问题、新设想、新论断，一概斥为对历史科学的亵渎，那就必然会扼杀历史科学的生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所以有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基本原理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表述；在于它本身能够不断容纳一切历史科学的新成果，因此它永远不会演化为封闭的僵死的教义。
回顾马克思主义传入我国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观察我国历史的这项科学事业，经历了不平坦的道路，遭受过种种阻挠：受到过考据派的抵制，受到过实用主义历史观、实证主义历史观的干扰和破坏，也受到过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左倾思潮的严重歪曲和污染。六十多年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历史科学，战胜各种错误思潮，在我国取得了重大成绩，同时也不能不看到，由于传统的错误历史观和治学方法对我们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十年内乱”对历史工作的消极影响，使得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相当淡薄，越来越只是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不利的。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提倡宏观历史研究，恐怕是很可取的一条途径。可以预测，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必将大大增加历史研究者的理论需要，提高他们的理论兴趣。可以相信，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必将为历史学家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提出研究的新课题，启迪研究的新途径，使他们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探骊得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