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鲁迅文德谈片范咏戈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
——鲁迅文德谈片
范咏戈
鲁迅在旧中国做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但并没有沾染丝毫做人上人的陋习。他曾经在一封给朋友的信里告白说：“我的确当过多年先生和教授，但我并没有忘记我是学生出身”。他毕生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正是始终保持了一个“学生”的朴素本色。
他不挑“工种”，甘做一名文坛杂工。早年在北京，便为文学青年打杂，帮助办未名社，泥土社，浅草社……。1926年，他到了厦门，“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做《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在上海，他亲自为青年请日本木刻教师，办木刻讲习会；《无名文艺》、《无名木刻集》，也是全凭他出资印刷，才得以出版的。他把校对看成“和创作的责任一样重大”，文稿通常校对四遍以上。他为青年绍介书店，集稿看稿，选择插图，批改稿件，乃至深夜吐血……他是多少文学青年都踏过的一只“人梯”。
他的最终放弃写作长篇巨著，选择杂感，这因为打杂而“耗去生命不少”，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有人曾表示惋惜。殊不知，鲁迅之所以为鲁迅，正在于此。假若鲁迅只是一个为了个人成名而握笔的人，即便他再多出几部书，也不是现在我们的这个鲁迅了。
他以此为遵从的文德，也在印证着这样的看法：“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所谓“还是人”，也就是说也应该具有能够使每一个普通人获得周围人们爱戴和尊敬的那些品质；“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以为做了文人便可以独立于大众之上，便是违背了文人的初衷。
固然，并不能说“名”就是一件坏事情。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有时还要助青年成名。鲁迅当年不正是这样做的吗？但对个人名利孜孜以求，就可能看轻“无名”，就是错误的了。因为事实上，是“有名却待无名立”的。
鲁迅在生活作风上的朴素及持身的谨严，更历来为人们所景仰。他对于古来之所谓“文人无行”的种种表现，诸如“轻薄，浮躁，酗酒，嫖妓以至于闹事，偷香而至于害人”，总是深恶痛绝；对于有些“现代派”文学青年的“留长头发”、“放大领结”，追求皮相文人，斥为“乌烟瘴气”；对那些“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零余者”的来客表示不耐。他丝毫没有因为做了文学家，就要让工农捧着牛油面包进献于前，物质上优厚有加的思想。相反，他时常警惕的，是工作不要为生活所累。早年他长期过着独身的生活，室中只有板床、书案等几样东西，只要把铺盖一卷，随时便是登程的旅客。晚年生活虽比较稳定了，也只是满足工作需要而已。客厅里没有通常“名人”家里豪华的摆设，衣服也穿得马马虎虎。平常穿的橡胶底黑跑鞋（当时叫陈嘉庚鞋），在当时上海的习惯，是十几岁孩子才穿的，他取其价廉而轻便。又加上出门常坐三等电车，以至发生过去探望一位外国作家时，在电梯口被人挡驾之事。事虽小，正可以窥见他生活的格调。
一个作家的思想格调和生活格调，虽不直接构成他的创作力，但并非毫不关联，正如鲁迅说的：“作者是文人还是市人，于作品是大有分别的”。同时，也不仅是个人闲事。它与文艺事业也是大有关联的。在鲁迅那个时代，就因为不少文人操行缺乏应有的检点，疏远了广大群众和文学、文人的关系，加深了他们头脑中本来就有的“文人无行”的观念，这当然是与革命文艺事业有损害的。鲁迅强调要从解决自身的格调入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