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鲁迅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
王士菁
提要：“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就是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初出发点，是促使他从事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文学创作的动力。他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始终在于注视着人民，而不是脱离人民，轻视人民。他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先进阶级的力量。鲁迅的杂文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反过来又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锐利武器。一
鲁迅的创作目的何在？——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有人认为，鲁迅的创作是没有目的的，因为一有目的那就不是好的创作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鲁迅自己的主张。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这就是目的。这就是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初出发点，同时也可以说这也是鲁迅开始他的文学创作那个时代——“五四”时代的一个主要文学潮流。在这一个基本点上，形成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创作各个不同流派的分野，而鲁迅所坚持的则是这一个区别于“为艺术而艺术”以及其他文学流派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启蒙主义”文学，并在此基础上开拓了不断前进的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五四”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的新时代。在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数百年间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艺思潮，文学艺术上的各种不同的主义，诸如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印象主义……等等，真是五光十色，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纷至沓来，出现在中国作家和艺术家面前。这些新奇的“主义”各以其不同的风格和特色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并影响着他们的作品，因而形成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的景象。但是，这些新奇的“主义”，并不是个个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的，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文坛上或艺坛上消失了。其中最富有生命力的，影响最为深广的仍然是以鲁迅为杰出代表的“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这一个文学流派。二
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是有所为而作的。“为人生而艺术”是这样，“为艺术而艺术”也是这样，就是标榜“无所为”的文学和艺术，也还是这样。
鲁迅曾经说过：“创作总根于爱”。（《而已集·小杂感》）他接着又说：“创作是有社会性的。”他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作品来，总是希望有人看的，是要影响别人的，一定要产生社会效果的。“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不一定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所说的“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生呢？——这又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这里，我们不妨先从“国民性”问题谈起。
鲁迅在谈到他创作小说时，经常触及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他更明确指出：通过阿Q这一个艺术典型，“要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并说这是“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鲁迅在他的杂文中，特别是前期杂文中，也经常触及到“国民性”和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古老的国度里，把“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华盖集·通讯》）都堆积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是不可能找到光明的出路的。“老大的国民尽钻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华盖集·忽然想到六》），也必将由衰败、腐朽，以至于走向灭亡的。当时，作为一个启蒙主义思想家，以文学作为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鲁迅从“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出发，进而主张改造“国民性”，并由改造“国民性”，进而主张改造旧社会，从根本上改造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说，改造“国民性”这一个问题，就是鲁迅从事他的“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最初起点；或者说这就是促使他从事改变人们精神面貌的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动力。
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就在于此。鲁迅的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或杂文，不仅是客观地、真实地反映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特殊的社会生活，更重要的则是在于通过文学作品所能起的作用，来改造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这股激荡在他内心深处并或隐或现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人物身上的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潜流，和燃烧在他杂文中的愤怒的火焰，他这种自觉地要求变革现实而不是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更不是歪曲现实的彻底革命精神，也就是他在创作方法上优于一切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及其他非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最根本的地方。
当然，“国民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不能抽象地片面地去理解的。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鲁迅对于“国民性”问题的理解，毋庸讳言，也是有他的片面性的。其主要缺点之一，就是在于对“国民性”的理解也是比较抽象的，没有把它理解为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个社会现象，这自然是他当时认识上的一个局限。但是，他为着改造“国民性”所作的努力，却是具有改变现实的意义的。他不仅是在“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这就具有革命实践的意义，这就是鲁迅高出于一般的旧唯物主义者的地方。正是由于这样一种要求变革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把他引向了以文艺为武器来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他出于完全的自觉，公开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先进的阶级密切地联系起来，和革命前驱者采取同一步调，因而把自己的作品明确地称为“遵命文学”，这就决不是偶然的了。三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这种性格也表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之中。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主要特色，始终是在于他把目光注视着争自由、求解放的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而不是脱离人民、轻视人民，更不是敌视人民，在他不断前进的道路上，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身上去寻求民族自救的力量，从受压迫最深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身上去发掘摆脱奴隶地位的力量，而不是看不起自己人民的力量。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就是他的明确的表述。他在和青年作家通信，指导青年创作时所说的“选材要严，开掘要深”（《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我们如果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理解，他所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1907年，鲁迅在他的最早一篇文艺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论及德国诗人台陀开纳和他的诗篇在反抗拿破仑所起的作用时，就把着眼点放在“国民”身上。“哀其不幸”和“怒其不争”，也可以说就是当时身处“愚弱的国民”地位的鲁迅，对于自己的民族和人民已经陷于亡国灭种的极端危险境地而尚未觉醒的万分焦急的心情。他在当时以及在后来的作品中，不断指出中国国民性中的弱点，甚至对于“国民劣根性”痛加针砭，也同样是从唤醒人民觉悟这一基点出发的。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曾经提出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其目的也还是在于借文艺以唤起人民的觉醒，并鼓舞人民向解放道路迈进。因此，他反对阻碍人民觉醒的“瞒和骗的文艺”。在鲁迅看来，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逃避现实的宿命论观点是一种“瞒和骗”；才子佳人奉旨完婚，粉饰现实的“大团圆结局”则是另一种“瞒和骗”。鲁迅为着打破种种“瞒和骗”，于是便提出改变那一些存在于尚未觉醒的人们中间种种落后的精神状态，即改造“国民性”的问题。
鲁迅在他的作品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国民劣根性”的问题，以及形成这种“劣根性”的原因则是复杂的。他所指出的“国民性”的“卑怯”、“贪婪”、“自私”、“自大”、“苟活”、“爱面子”、“精神麻木”、“一盘散沙”……等等，这一些存在于某一部分人中的消极的落后的精神状态，从根本上说都是中国历史上封建阶级长期统治的结果。鲁迅在抨击这些“国民劣根性”时，也多半是和剖析“中国固有精神文明”，他所认为的封建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即封建阶级所要保存的“国粹”来说的。他所指的“国民”的准确含义，也不是针对被压迫阶级的“下等人”，而在更多的场合，则是专指“上等人”即封建统治阶级代表人物而言，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后期的鲁迅杂文中，他所指斥的某些人的“西崽相”，则是针对着帝国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奴化思想的毒害来说的，而不是指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大众，这也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形成近代中国“国民性”中的一些不容忽视的弱点的根本原因，这和外来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压迫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的。因此，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同反对国内的封建势力黑暗反动的统治，特别是清除它们长期以来深入人们灵魂深处的毒素，就成为改造“国民性”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或前提，这就给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带来了深刻的爱国主义的特色。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四
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最基本的特色，不仅在于寻求民族和人民的自救力量，而且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民族和人民命运的先进阶级的力量。伟大作家鲁迅的一生，就是对于革命真理不断追求的一生。从启蒙主义思想家发展到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漫长的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着清醒的革命现实主义。这就是伟大作家鲁迅及其作品优于旧现实主义作家的地方。先于鲁迅的旧现实主义作家，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也不可能找到这样一条光明的广阔的前进道路。
鲁迅在他艰苦的自我思想改造过程中牢固地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之后，对于中国人民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能够打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枷锁，推翻国民党的黑暗反动统治，是确信不疑的。鲁迅在他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他深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后，他对于中国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是确信不疑的。鲁迅生活和战斗在旧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里，当某些人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失掉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的时候，他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充分肯定了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在这篇文章里，他接下去又写道：“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正是由于他牢固地树立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鲁迅便高出于和他同时代的某些作家之上，同时这也是他在思想方法上和创作方法上优于一切旧现实主义作家的最根本的地方。
但是，有人认为，后期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不如他的前期，后期的作品，尤其是杂文更是没有价值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我认为，这样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它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鲁迅自己的创作实践。
和被压迫的广大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鲁迅，不论是在他的思想发展的前期或后期都是伟大的；植根于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生活土壤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鲁迅文学创作，不论是小说或杂文，或其他形式的作品，都是我们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瑰宝，都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且要去学习和继承的。后期的鲁迅对于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杂文则更重视，在《准风月谈·后记》中，他说：“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在《且介亭杂文·序言》中，他又写道：“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鲁迅以他的充满战斗激情的，“为现在抗争”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杂文，树立了一代革命的战斗的文风，形成了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战斗传统，为我们开辟了广阔的前进道路。
在他最后的战斗的十年中，现实的频繁的战斗生活，促使他拿起了匕首式的战斗武器——杂文，参加了艰苦复杂的斗争。作为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在杂文创作方面发挥了他的巨大的文学才能。把杂文排除在文学创作之外，这是不公允的。过去曾经有人借“抬高”鲁迅的小说以贬低鲁迅的杂文，这显然是一个偏见。鲁迅从前期开始，越是到了后期，在杂文创作方面，更加发挥了他的讽刺和幽默的杰出的才能。
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的创作活动是多方面的，在小说、诗歌、散文诗等许多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不朽的光辉作品。但是，同时又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鲁迅，在杂文创作方面，更显示了他的特殊战斗风格，从他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创作实践来看，杂文这一个艺术形式似乎更适合于他的战斗的需要。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杂文”这一个艺术形式，也由于鲁迅的提倡和经过他的艺术实践，在较短的时期内达到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的成就，它所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的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
鲁迅的杂文同现代中国政治战线上和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是分不开的，它是现实斗争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是为现实斗争服务的锐利武器。鲁迅的杂文又是我们民族历代优秀散文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它也是作者在接受了近代进步的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在后期更加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创作思想上和艺术风格上的革新和民族传统互相结合起来的结果。杂文，在鲁迅看来，首先是战斗的思想武器，同时也必须是文学作品，在他的战斗生活实践中和文学创作实践中这二者始终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某一个作家是适合于运用某一种艺术形式，或者说某一种艺术形式最适合于某一个作家创作才能的需要，这在文学史上已经不乏先例。那么，我们可以说，杂文这一种艺术形式对于鲁迅这样的革命作家，可能是最适合于他的战斗需要和创作才能的。鲁迅的名字和他的战斗业绩，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是和战斗的杂文的创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