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膏模型”与“艺术真实”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文艺随笔

“石膏模型”与“艺术真实”
王一纲
偶然间翻到了一条颇有意思的材料，抄录于下：
“艺术的任务不在于摹写自然，而在于反映自然……嗯，你试试看，从你爱人的那只手脱下一个石膏模型，你把它放在面前，那你看到的只是一只可怕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而且毫不相象。你必须找寻雕刻刀和艺术家，用不着一模一样的摹仿，却能传达出生命的活跃。我们应当抓住事物与人的灵魂、思想和外貌。印象！印象！还要知道它们只是生活中的偶然事件，而不是生活本身！……仍旧说那只手吧，手不仅固定在身体上，而且它还表现了、构成了思想的延续，应该抓住了思想传达出来。不论是艺术家、诗人或雕塑家都不应当把印象与原因分开来，它们原是互不分离的。”
这段话，是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未被赏识的杰作》里的一个人物说的。苏联一位学者认为，巴尔扎克在这里“实质上就提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完整纲领”。这话有一定道理。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讲作家自己的创作理论，不仅见之于巴尔扎克，也见之于莎士比亚、歌德、曹雪芹和列夫·托尔斯泰等艺术大师。何况，上述的观点与巴尔扎克本人在《〈人间喜剧〉前言》中的论述，可以互相印证呢！
在上述话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巴尔扎克把“摹写自然”与“反映自然”区别开来，强调作家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这使他的创作主张比较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要求。本来，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中，就经常碰到这样的矛盾：一方面，作家应该按照生活的本来的面目再现生活；另一方面，“艺术并不要求把它的作品当做现实”（列宁语），所以一模一样地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复制生活并不等于创作。应该说，当前我们关于“写真实”问题的争论，乃是由对于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真实性的不同理解所产生出来的。一方主张文艺要写真实，说文学是“镜子”；一方对写真实提出质疑，认为“镜子”说有明显的局限。因此，思考一下巴尔扎克的上述见解，对现实主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巴尔扎克提出用“反映”来代替“摹写”，应该说是文艺理论史上的一大进步。他为此举的例子，形象、生动，既能说明问题，又富有启发性。从“摹写自然”的角度说，直接从手上脱下的“石膏模型”，无疑与真实的手一模一样；然而，它并不是艺术品，没有审美价值，你看到的只是“可怕的没有生命的东西，而且毫不相象。”雕塑家手下的艺术品，在尺寸、比例、大小等方面都可能与你爱人的那只手不一样了，但因“传达出生命的活跃”，而获得了艺术生命。这奥秘究竟何在呢？巴尔扎克回答说，艺术不是靠机械的“摹写”而是靠能动的“反映”。“石膏模型”看起来逼真，但是它一则脱离了人的“身体”，变成了孤立的存在；二则它不能表现和传达“思想的延续”，因而变成了僵死的东西。可见，“摹写自然”只是重复生活，“反映自然”才是创造艺术。这就告诉我们，艺术形象虽然同生活形象相似，但它不是生活形象的简单的再现，而要表现出生活形象的内在生命，借用杜勃罗留波夫的说法，在文学艺术里，“事实的真实就为逻辑的真实所代替。”
这也是必然的。现实主义艺术固然要求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再现生活，但人类社会生活是个有机的整体，不仅时间上无限延续，空间上也无限广袤。而任何一个具体作家、具体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总是有限的。即使象《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长篇巨制，表现的也只是社会生活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个局部，一个侧面（空间上）；一个片断，一个环节（时间上）。它不仅受到特定作家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的局限，还受到人类社会生活发展进程的局限。这就是说，任何一部作品里所呈现的“生活本身的样子”，相对于人类社会这个有机整体来说，都只能是如巴尔扎克所说的固定于你爱人“身体上”的那只“手”。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社会现实这个整体的“思想的延续”。只有当这个作为“手”的具体作品，能
“传达”出社会生活这个有机整体的生命、思想、活力和外貌的时候，具体的、有限的艺术形象才会显示出无限的意义，作品才能历久而常新，犹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曹雪芹的创作那样。
这样，巴尔扎克关于“手”的真实性的论述，就具有了方法论上的意义。推而广之，我们可以说，要评判一个具体作品的真实性程度如何，只孤立地着眼于作品本身所描写范围内的生活，那是不够的；而应该着眼于社会现实的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看这个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是否反映出社会整体及其发展，又是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方式接触这个社会整体及其历史发展的。恩格斯正是吸取和改造了巴尔扎克这类充满辩证法的思想，并升华为理论，提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很显然，这里所说的“典型环境”，并不局限于具体作品所描写范围内的社会生活本身，而是指作品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的整体及其发展，特别是那些带有本质性的东西。列宁也认为，只有当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他就是根据这一原则来分析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的，并揭示出象《安娜·卡列尼娜》这样属于家庭题材的小说，也“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半个世纪（按，指1861——1905年这个时期）俄国历史的变动是什么。”可见，作家的生活视野和思想视野愈开阔，就愈能确定自己作品所描写范围内的生活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等家庭题材的小说所以能传达出时代的脉搏，反映出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对于一个伟大作家来说，他毕生所追求的并不是“石膏模型”式的真实，而是能传达出时代的“生活的活跃”的艺术真实。这个优秀的古典传统值得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