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上海忆童年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连载

重回上海忆童年
周海婴
一枚“生病”图章
父亲的印章，现存四十九枚。有名章、号章及笔名章，还存有判别古籍真伪的“完”、“伪”、“善”、“翻”的单字章和“莽原社”等等的社团章。
遗憾的是，1941年12月，母亲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作“罪证”而抄没。待到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这十几个图章，连同1922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问者名叫奥谷，如尚在世，能够提供线索，使这些东西得以发现，这是我的一线希望，也是广大鲁迅研究者和一切维护中日友好人士的愿望。
上海鲁迅纪念馆保存着一枚白色木质图章（见附图）。式样极其普通，呈长方形，印面为3．7×1．0厘米，刻有阳文“生病”二字，字体正方，刀力平平，质地一般，并非精选，刻工无名，也非名家。没有边款标记，不明作何用途。母亲生前，纪念馆同志似乎也未问及，因而使一些研究者不得其解。
这块“生病”图章，我倒是一个“知情人”。当年上海虹口大陆新村一楼客室的里间，有一张我们平日吃饭的“八仙”桌，桌上有四只小抽屉，这只图章，就放在朝南方向、大门方位的那只抽屉中，和它放在一起的，还有一小圆匣印泥。我小时候，曾经拿这只图章往纸上盖着玩，弄得手指油腻腻地尽是猩红色，这只图章也被我弄得遍身印泥，满是朱砂。
三十年代的上海，邮递员送信往往爱投后门，因为弄堂房子的结构，厨房紧接在后门旁边，这样，信件送到时，住户经常有人接应，可省等候时间，而前门却往往难以叫应。当时，邮递员骑自行车，技术都很高超，在弄堂里，不用下车，车速稍一减慢，扬手一掷，信件就能投入窗户以内。然后飞车就走，毫不延误。如果是挂号邮件，就得停车取章。那时挂号信件又分单挂和双挂两种。单挂号盖章后，就算收件人向邮局负责；双挂号则还有一纸回执，需要回递寄件人。这一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因而也就不能象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条上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再着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识与不识的朋友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时，我已经六岁多了，有时在楼下玩耍，遇到来信要盖此章时，往往不许旁人插手，不论邮件缓急，抢着完成自以为非常荣耀的任务。后来，很多熟人知道父亲病重，除了问候以外，一般都不愿以事务相烦，但有些人不很了解情况，所以有时偶然也见有送稿件前来请教的，碰到这种情况，母亲估计短期不及阅读，便婉言谢绝，如有持介绍信件送稿者，便在来信后面盖以“生病”二字图章，取得对方谅解，由送信人带回。这种情况记得次数不多。父亲去世后，这枚图章，连同其他什物，一并搬到霞飞坊（现称淮海坊）64号，再也没有使用过，想不到于今却成了一件很有纪念意义的文物了。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