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法律要考虑形势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执行法律要考虑形势
王桂五
不久以前，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京、津、沪、穗、汉五大城市治安工作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当前治安工作的一些方针政策。接着，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等三个法令文件。这些方针政策和法令的正确性及其威力，已经在实践中显示出来，刑事案件开始下降，治安情况有所好转。
这一段整顿社会治安的斗争，再一次表明加强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重要性。加强党的领导，能够有力地保证法律的实施。这一时期，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动员群众，贯彻实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促使许多在逃的劳改、劳教人员自动返回改造场所，就是生动的例证。
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以指导各个时期的斗争。五大城市治安会议根据当前形势，针对刑事案件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方针：对于杀人犯、放火犯、抢劫犯、强奸犯、爆炸犯，以及其他重大现行犯，实行依法从重从快判处的方针，狠狠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对于犯有轻微罪行的青少年，则着重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改造的方针，象父母对待患病的子女那样关心和护理他们，争取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改造成为对四化建设的有用之材。由于这些方针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来的，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于执行法律，办好案件，打击少数，教育多数，起了良好作用。
制定政策和法律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政策和法律也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所谓实际，一个是案件的具体事实，一个是各个时期的斗争形势。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我们处理刑事案件，首先要弄清这个案件的具体犯罪事实和情节，同时要考虑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该急办的急办，该缓办的缓办，该从重的从重，该从轻的从轻，绝不能关门办案，不看大局。一个时期的斗争形势如何，不是定罪的根据，但却是考虑从重处罚或从轻处罚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知道，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不仅决定于一个案件犯罪构成的各种因素的总和，而且也受外部条件的影响。在战争时期制造和散布谣言，动摇军心，其社会危害性大于平时。在市场供应不足、物价上涨的时候，进行投机倒把，哄抬物价，其社会危害性大于物价稳定时期。在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妇女夜间不敢单人走路的情况下，拦路劫持强奸妇女，其社会危害性也要大于一般情况下的同样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同，量刑自然应该有轻有重，而不能此时与彼时一个样，这种形势下与那种形势下一个样。由此可见，依法从重从快惩治重大的现行犯，不仅是斗争形势的需要，而且也是法律本身的要求。
法律的稳定性和法律的适应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我国刑法规定了较大的量刑幅度，这一方面是考虑到案件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一个相当的幅度就没有伸缩的余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适应不同形势下斗争的需要。正是因为法律具有对于不同形势和不同案件的适应性，所以才能保持它的稳定性和生命力。
有些同志所以会在执行法律与形势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不同意见，是因为担心再发生过去“紧跟形势”、“配合运动”而扩大打击面的错误。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是由于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所在。过去所以会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出现冤错假案，是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违反客观实际的估计，主观地人为地发动没有客观根据的政治运动，盲目蛮干的结果。过去有的时候要求大家“紧跟”的那种“形势”，实际上不过是片面的估计甚至是主观的虚构，在客观上是并不存在或者基本上不存在的。按照这种片面的或虚构的形势估量去进行工作，并且要求“紧跟”，当然就会发生错误了。现在，我们党的路线已经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党中央根据对治安形势的客观估量，提出正确的方针政策以指导当前整顿社会治安的斗争，这同过去的错误作法不仅完全不同，而且还是拨乱反正的结果。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简单谈一谈执行法律和执行政策的关系。我们知道，法律是政策的定型化和条文化，二者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只是表现的形式和具有的强制力不同。只重视政策，不重视法律，甚至认为法律“可有可无”，是非常错误的。但是，如果以为有了法律，就可以轻视政策，或者认为执行法律可以不和政策发生任何关系，同样是非常错误的。我们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严格依法办事，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但是，党和国家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必须继续贯彻执行。政策和法律不仅可以互相配合，而且党的一些重要方针政策，还起着指导执行法律的作用。比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对重大现行犯实行依法从重从快判处的方针，对失足青少年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改造的方针，以及我们一贯坚持的少捕人方针和坦白从宽方针等，都具有指导执行法律的作用。我们党领导政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分析形势，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来实现的。如果不承认方针政策对执行法律的指导作用，也就会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作用。
以上所说关于形势、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和政治的关系。法律是政治的一部分，又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法律一经制定之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应该有极大的权威，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任意停止执行。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曾经着重批评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否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以言代法，轻视法制。批评这种错误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直到现在这种轻视法制的思想并未彻底克服，仍有继续加以清理的必要。但是，我们在批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同时，要防止走向另一极端，这就是认为法律万能，法律就是一切。这种观点，把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当作绝对的独立性，认为可以完全脱离政治而独立。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因此，在政法战线上，同其他战线一样，应当掌握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保证政法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