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近代史

戊戌变法
马洪林
戊戌变法，是十九世纪末年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一次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维新运动。因为它的高潮发生在1898年，是戊戌年，故称戊戌变法。
这次爱国政治运动是在十九世纪后期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特别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产生的。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被日本军国主义战败，中国濒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险境。“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马关条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史称“公车上书”。爱国举子们的伏阙上书，并未叩开顽固派把守着的紫禁城的大门。但是，他们置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不顾，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集中上千的举人请愿，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实在是一个创举。
“山河已割国抢攘，忧国诸公欲自强”。（《康有为诗文选》第193页）为了挽救世变，研究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北京《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上海《强学报》，以“变法图强”相号召，掀起维新运动。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严复等先后在上海、长沙、天津等地创设《时务报》、《湘学报》、《国闻报》，风靡了思想界，影响及于全国，逐步形成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力量。维新派得到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龢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的支持，他们在反对侵略、革故鼎新的基础上，在反对后党投降卖国、泥古守旧的斗争中，逐渐联合起来，企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和经济的改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因素，从而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
1897年冬，德国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沙俄侵略军强占旅顺口、大连湾，瓜分大祸迫在眉睫。1898年1月，康有为应诏上疏“统筹全局”，尖锐地指出中国面临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两种前途，提出变法的具体措施：（1）大誓群臣以定国是；（2）设“上书所”以广言路；（3）开“制度局”以定制度，制度局下分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局、工局、商局、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12局，分别推行各项新政；（4）每道设“民政局”以举行地方自治。4月，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在广东会馆召开的保国会第一次会议上公推康有为登台演说。康氏痛陈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的种种惨祸，历数两个月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他大声疾呼：“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只要“吾四万万人皆发愤，洋人岂敢正视乎？”
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不愿做亡国之君，颇想有所作为，迅速接受了维新派的改革方案。6月11日，他力排众议，毅然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引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鼓励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凡有利生产发展者，即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准其自谋生计。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提倡办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准创立报馆和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裁汰冗员，撤销闲散重叠机构，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军事方面裁减旧军，重练海陆军。到9月21日共行新政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定国是”后四天，慈禧太后首先从人事上翦除光绪帝的羽翼，斥逐帝党中坚翁同龢，任命后党荣禄署直隶总督，统帅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军），“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人们为之侧目。6月20日，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弹劾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进行反击。7月8日，后党御史文娣又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因阻挠主事王照条陈事务，首违开言路诏旨，被革职。次日，光绪帝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品卿衔，参预新政事宜，时号“军机四卿”。后党则暗中布置，伺机反扑。这场斗争不仅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有明显的革新与守旧、进步与反动的性质。大学士徐桐说：“宁可亡国，不可变法”；谭嗣同说：“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可说是揭到了新旧两党斗争的实质。
在封建顽固派进逼下，光绪帝和维新派企图利用袁世凯制服慈禧太后一伙，但袁世凯转身即向荣禄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于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28日下午4时，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6人，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戊戌变法运动终于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了。这主要是因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光绪帝周围也没有形成足以制服后党的强大势力。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制约，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可能有本质的认识，又远离了广大人民群众，而陷于悲壮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