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我给鲁迅先生画遗像
力群
鲁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作家。他的作品和人品都为我所崇拜。当我被黑暗压得透不过气来，从而苦闷与彷徨时，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就给予我蔑视黑暗战取光明的力量。
然而我始终没有看到活着的鲁迅，是我一生的最大憾事。
1936年夏，我在上海经曹白介绍，认识了日本进步人士池田幸子（鹿地亘夫人）。一天她操着不纯熟的中国话对我说：“你想会见鲁迅先生吗？我可以带你去见他。”我怎样回答的，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当时的心情是很想看到我所敬仰的人，但又没有勇气去见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匿居在上海，我去见他，一来于他不便，二来又怕浪费他的时间，三来也不知应和他谈些什么……终于不敢去，今天想来，真是最大的悔恨，怪自己当时过于顾虑重重了。
然而我又总觉得鲁迅先生就在我的身边。通过他和曹白的书信来往，他给我的木刻进行指导，给予我的艺术活动很大的鼓励。就地理情况说，我和曹白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新亚中学，而鲁迅先生住在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相距不远。然而我无幸会到他。
我虽没有见到鲁迅先生，但他对我的关心使我感动。1936年春天红军东渡，打到太原近郊时，土皇帝阎锡山大兴白色恐怖屠杀共产党人，而我当时也正在太原。当鲁迅先生从曹白的信中得知我平安时，在当年5月4日给曹白的复信中说：“来信收到，关于力群的消息，使我很高兴”。我明白，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关怀，而是对一代中国的革命青年，对中国从事新兴木刻艺术的青年的关怀。鲁迅先生曾引用过庄子的一段话：“干下去的（曾经积水的）车辙里的鲋鱼，彼此用唾沫相湿，用湿气相嘘；倒不如在江湖里大家互相忘却的好”。而我们当时也正和这里说的鲋鱼的处境相似。
1936年10月8日，鲁迅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于上海法租界八仙桥青年会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在场的有新波、陈烟桥、曹白、林夫、白危等人。而我因为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待我回到展览会场时，新波高兴地告我：“鲁迅先生来过了，刚走。”多么的不巧，何等的遗憾，我竟无缘会到我所敬爱的鲁迅先生。十一天后，他竟与世长辞了。
鲁迅先生在他逝世前带病来看由他一手培育起来的中国新兴木刻展览会，说明了他对中国革命美术的成长非常的关心。他的到来，对我们又是多么大的鼓舞。
1936年10月19日的早晨，当时我住在上海西郊真茹季家库。刚起床，还没有穿袜子、刷牙，就看到一辆银灰色的汽车停在我们的门口，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同房间的文敏生和车敏瞧同志都受惊了，以为来逮捕人。门开后，才看到来的是曹白和池田幸子女士，他们带来了不祥的消息，说鲁迅先生在5点25分逝世，要我马上去画遗像。于是我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一上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睡在瞿秋白同志送他的床上了（注），一床被子覆盖着他安详的遗体，过去从照片上看到的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锐利的目光，现在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须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感到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战斗了一生的中国精神界的主将和战士，现在是疲惫地长眠了。全屋笼罩着悲哀，萧军伏在桌上痛哭，在场的还有周建人、胡风、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内山完造。景宋先生含着眼泪接待客人。窗台上放着内山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红色的金鱼，在悄悄地游动。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像》，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遗容的速写。曹白也在画。不久日本须藤医师来，用石膏浆涂在鲁迅先生的脸上，为之翻面模。这时已经是午饭时分了，我和曹白在鲁迅先生的图书室吃了午饭。下午送先生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此后我参加了守灵，并和广大群众一起唱着“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把先生的遗体送到万国公墓。在送葬的行列前领先的有我们尊敬的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先生。到了万国公墓门口，由我搀扶着周建人先生到墓地。在追悼会上聆听了宋庆龄先生的悼词。四十五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鲁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中国作家，他的人品和作品都为我无限崇拜。然而我始终没看到活着的鲁迅。但又总觉得他象我的一位知心的老朋友——通过他的小说、杂文、诗词、书信……我是那样地熟悉他，了解他。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他的人品和作品将永远是我作人和作画的榜样。
注：当年瞿秋白同志看到鲁迅睡的是木板床，怜之，因而送了他一副藤板床。（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