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淡和热情之间——滁县地区党群关系的变化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冷淡和热情之间
——滁县地区党群关系的变化
本报记者 许仲英 本报通讯员 陈修毅
1978年春节到了，中共安徽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同志从省城来到凤阳。腊月二十七那天，他同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一起去了定远、凤阳、嘉山一带有名的“困难队”前王生产队。他们一户户地看望社员，这个队11户人家，只一家筐篮里有一小块猪肉。有些人外出讨饭去了。王光宇和陈庭元说：咱们到这里来，无论如何总该给群众做点有益的事。他们找来几把铁锹，脱掉棉衣，挖起稻板田来。挖了半晌，累得满头大汗，村里的一些人却站在地里呆看。王光宇心想，群众这么冷淡，因为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小声对陈庭元说：“老陈嗯！就是再困难，年三十也得让大家吃上一顿饺子啊”。县里随即给前王一带的群众每人送了三斤大米，一斤半白面，半斤猪肉。过了几天，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同志也到前王看望群众。他见许多社员的草屋没有门窗，有的屋里没有一张床，大冷的天，一家人挤在地铺上睡觉，便叫有关部门送来木材、毛竹、棉布，给群众安了门窗，打了木床，并送了衣被……。虽然地县委送来许多救济物品，但前王群众的脸上仍然没有笑容，他们心中想着：吃完救济粮又怎么办呢？
前王队的问题，给省地委的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滁县地委组织了一大批同志，到下边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对党究竟有些什么要求和希望！
有些同志到了凤阳县小岗生产队。从1956年以来，国家给这个生产队贷款15，632元，其他救济款15，000元，另外还贷过许多种籽、耕牛、犁耙等生产资料。即使如此，1977年粮食产量只有35，000斤，仅够本队吃半年。社员们说：“我们都有两只手，也知道怎样干能多打粮食，可是我们在队里做不了主，有劲使不出来。”1977年秋天，安徽省委曾发出有关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规定，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反对瞎指挥。群众欢迎这些规定，但又说“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是几个干部的，我们社员没有权”。
大家分析这个问题，认为生产队的自主权，实际上包括正确处理国家与集体，集体与社员之间的关系两个方面。当前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有所解决以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就突出起来了。如果进一步解决了社员在生产队应有的权利问题，生产队自身也将因此而“活”起来，进一步发挥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他们积极支持群众实行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久，党的三中全会肯定了联产计酬的责任制，广大群众欢欣鼓舞，一些老农说：“党的政策得人心，得民心就得天下。”
1979年，滁县地区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大丰收，前王生产队的生产和群众生活有了好转，人们用不着外出讨饭了，笑逐颜开了。社员们见地区的同志来到队上，上前询问说：“现在俺们的生活好了，老王怎么不来了？俺们挺想他呢！”地区的同志说：“王书记不是来了吗！”前王的社员说：“俺们问的不是地委的王书记，是前年腊月二十七来看俺们的省委王光宇书记，那时俺们大伙的心情不好，连碗水也没有给他端！”
这年冬天，万里同志到了小岗生产队，社员们向他讲实行包干到户后由困难队变成了冒尖队的经过。万里同志耐心地听完社员们的介绍，指着县社的干部说：“他们给你们念‘紧箍咒’没有？”社员们说：“还要我们并起来哩！”万里对县社的干部说：“不要再念了，叫他们搞吧！”社员们听了又感激又快活，有的跑到家里拿来一箩炒花生向万里同志说：“万书记，你们吃吧！你们今年来，我们有了花生给你们吃，去年还没有哩！”万里等同志要走了，有个社员端着一瓢葵花籽跑过来，连连往万里同志穿的大衣口袋里塞，有个社员将一张报纸包着的大花生扔进他们坐的车子里。
来安县群众开始实行责任制时，县委书记王业美同志曾经给以坚决的支持。当时，有些人议论说，王业美要犯大错误，倒大霉。群众知道了以后说：“如果王书记为俺们过好日子受处分，俺们就都到上边给他讲情去！”在选举县委时，半塔区的一个代表说，“如果允许给一个人投两张票的话，我就代表农民兄弟在王业美名字底下画两个圈”。
有位前些年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的同志，讲了他的一些感受：十年内乱时，凤阳县考城大队的农民到山上打石头搞副业，这本是群众的正当利益。但是县委根据“四人帮”提出的“打土围子”的精神，派工作组去那里搞“路线教育”，斗了“暴发户”，批了打石头的。那时候，在群众心目中，县的干部到生产队去是专门找岔子的。前不久，他遇到一个那时被当作“暴发户”批斗过的农民，自觉有些尴尬。可是，农民却亲切地把他拉到家里，一边述说联产责任制如何如何好，一边端出咸肉和烧酒请他吃。那农民见他不动手便说：“你要再不吃，我就是个‘驴’！”（当地群众用以表示极端诚恳的俗语）他说，到生产队，过去是干部请吃饭，现在是社员请吃饭，要是社员请，你不吃还不行哩！他们会认为你瞧不起人，不与他们共欢乐。他感慨地说，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不只是解脱了群众，也挽救了干部。
事实确是那样。前些年，有的干部见群众无吃的，便领着大伙割山上的草去淮北换山芋。以后上级知道了，说是领着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挨了批斗。在左倾错误指导下，干部们要为群众做些好事，也是困难的，相反，有许多事，明明知道群众不愿意干，也得强迫命令逼着群众干，干群关系能好吗？现在人们对这个问题也能看清楚了，一个生产队有那么繁杂的生产活动，搞“大呼隆”、“大概工”、“大锅饭”，不实行联产责任制，再有本事的生产队长，也很难做到办事公平合理，让群众满意。
过去有相当的一些生产队干部，利用职权多吃多占，挥霍浪费，甚至贪污挪用集体财产；有些生产队因为账目混乱，或者超支户多，分配不能兑现或无现金分配。多年以来这些事都是群众最有意见，领导最感头痛，也是最影响基层干群关系的问题。从“四清”起，农村搞的“整党整干”、“路线教育”、“一批双打”、“清理财务”、“整顿乱三支”等等许多运动（有好几年滁县地区还举办过“万人学习班”），无一不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往往运动一来撤掉一批人，运动一过，要不了两年，不少新上来的干部就又出了问题。现在群众说，联产责任制，把那些总在地埂上转的干部赶下田去了，把吃吃喝喝的小钱柜给锁起来了，那些“二流子”也不好再借“一大二公”混日子了。大量的事实表明，联产责任制搞得好的地方，干群关系方面的许多老矛盾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