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应当多听听群众意见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作家应当多听听群众意见
马畏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起草到正式通过，共一年零三个月，先后提交不同范围集体讨论的文稿本有七次之多。这个《决议》合乎实际、合乎科学，也就是合乎真理的，它的写作过程也是合乎真理的。这个过程说明：只要是群众路线，集中群众智慧，就能获得真理。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党的重要《决议》都这样反复征求党内外的意见，作家的创作，可不可以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呢？
我们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文学作品是作家头脑对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反映是否正确，是否深刻，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的群众，当然最有发言权。作品艺术上的成败优劣，艺术表现上是否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作为文学艺术接受者的群众，当然也最有发言权。周恩来同志说过：“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
也许有的同志担心，文学创作不同于政治决议，听了太多的意见，作家的个人风格就没有了。这种担心并非毫无道理，但要加以分析。
文学创作，当然要有个人风格。作家作品的风格是否鲜明、是否多样化，是一个时代文学繁荣和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没有多种多样的作家作品的风格，是文学衰微之象。但是，作家不应把听取群众意见和发挥自己的风格对立起来。多听听群众意见，不是群众说什么就是什么。作家听了群众的意见以后，要进行分析，哪些对，哪些该吸收，哪些只能留作参考。接受、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以后，究竟该怎么修改，还是作家自己的事。从群众的意见中吸取了养分，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出来，还必须通过作家的个性和风格的筛选和溶化，必须服从于整个作品的艺术构思，绝不是形式主义地有一条意见就改动一笔。听取群众意见，加以消化吸收，不会使作家丧失个人风格，正如大家都吃同样的饭食，但决不会因此就长成一般胖瘦、一样脸型，尤其不会形成一律的性格一样。
还有的同志认为，作家艺术家应有自己的“勇敢”和“自尊”，有的甚至公开表示：“我成功的诀窍是忠于自己的感情。我就是我。我不听朋友的劝告，不为人左右。”
在现实的人类社会中，绝对“不为人左右”的孤立个人，是不存在的。认为自己“不为人左右”，实际上就已经被人所“左右”了。忠实于自己的感情，不说违心的话，不仅作家应当这样，一切革命者都应当这样。问题在于：自己的感情是否健康、正确？不违心的话是否就对？把自我同群众、同志、朋友隔离开来，对立起来，这种立场和态度，同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怎么划清界限呢？作家、艺术家应当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个性，但是不能同人民群众及其需要对立起来。自尊，也得尊重群众，不尊重群众，就是唯我独尊。作家对艺术的追求，在总的方向上要符合和适应群众的需要，脱离群众需要的追求，会走进死胡同。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是一种磨练，是一切革命者应有的修养。何况，群众并非一概否定作家个人的追求，你的追求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不是更有利于艺术创造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文艺和时代的人民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高尔基说：“当一个作家深切地感到自己和人民的血肉联系的时候，这就会给他以美和力量。必须寻求还没有找到的东西：新的字句、新的韵节、新的形象、新的画面。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自己灵魂的回声。”
至于那些揭露党内或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则更应该到群众中去听听意见。揭露阴暗面的目的是克服这些东西，不是意气用事地展览一通完事。听取群众意见，可以使作品更准确、更深刻，避免片面性，对于达到上述目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作家应当有这种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要过于自信。过于自信也是一种迷信。我们提倡相信群众和相信自己的统一，尊重群众和尊重自己的统一。缺乏自信心固然不好，只相信自己则将陷入更大的谬误。群众的批评意见，也是要听的，而且要听多方面的意见，不能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或一部分人的意见。不能那样骄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事业发展的动力，我们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在当前，特别对于那种要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会思潮，要进行严肃的正确的批评和必要的恰当的斗争。文艺批评工作中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树立对待批评的正确态度，使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发展起来。
《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要把作家多听听群众意见的问题，提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高度加以认识。物质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精神生产的目的，也只能是满足人民对文化艺术的需要。作家多听听群众对作品的意见，一定会有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我们恳切希望作家、艺术家思考这个问题，并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