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谈鲁迅对于青年作家的关怀和培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谈鲁迅对于青年作家的关怀和培养
吴中杰
鲁迅极其重视革命队伍的建设。一方面，他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组成广泛的联合战线。因而他反对那种要求革命队伍纯而又纯的极“左”论调，认为“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他要求左翼作家“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另一方面，鲁迅还特别注意扶植培养新的战士。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悉心指导青年作者如何办刊物、如何与旧势力进行斗争；“五四”运动以后，由于同一营垒中的伙伴们产生了分裂，鲁迅就更加注意对于新生力量的培养，希望他们能够继承反帝反封建的事业。他说：“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到了后期，鲁迅的认识又有所发展，1930年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我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经验，提出了今后工作应该注意的几点，其中之一就说：“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他是把这作为战略任务而提出来的。鲁迅如此重视培养文学新人的工作，首先是出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从来不把写作看作猎取个人名利的手段，而是把它看做一种革命的武器，用它来攻击旧文明，改造旧社会。鲁迅深深地感到：“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由于人手太少，革命文学阵营虽然出了不少的书籍杂志，但是内容比较单薄；由于人手太少，一个人做事就不能专，结果什么都弄不好。鲁迅说：“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其次，是为了使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由于旧中国的社会特别黑暗，反动派的镇压分外凶残，因此中国的革命文学家所受的迫害就更加严重。鲁迅深知中国革命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所以认为必须培养大批新的战士，以便前仆后继，继续斗争。他说：“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第三，从文学发展的观点看，培养能够超越自己的文学新人也是必不可少的。鲁迅对自己的创作是有充分估价的，肯定它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的一种新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但他并不自诩为什么前途的目标和范本，认为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希望跟着而来的更有新的气象。而且，为了革命文学事业有所发展，他情愿做文学青年登高的梯子。“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正因为如此，所以鲁迅为培养青年作家，真是呕尽心血，鞠躬尽瘁。
但是，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青年人的成长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封建社会是停滞的、保守的，对于青年人的成长和发展，不是采取鼓励的方针，而是实行抑制政策。鲁迅曾经批评有些老年人总不肯让开道，简直“要占尽了少年的道路，吸尽了少年的空气。”“少年在这时候，只能先行萎黄，且待将来老了，神经血管一切变质以后，再来活动。”文艺界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当新文学运动初兴之时，那些新的青年作家就遭到老先生的摇头、压制，而恶意的批评家则在嫩苗地上跑马，践踏了一切天才的苗和非天才的苗。鲁迅嘲笑这些人是连乡下的愚妇人都不如。
后来，有些人借新文学的潮流而浮上去了。但成名之后，又反过来压制新的作者，再加上中国有崇拜名人的风气，以致弄得在刊物上，倘不是姓名曾经排印过了的作家，就很有不能刊登的趋势；而那些号称“艺术家”者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故意题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的作品题目，连骗带吓。鲁迅对于这种状况是极其不满的。他认为这么下去，“新的作者要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了”。鲁迅是以满腔热情来欢呼新作家的作品的出现的。他说：“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鲁迅不但在口头上热情地欢呼新作家的作品出现，而且为了新作家的成长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比如，他前期在北京时，每天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此外的时间才用来译作，本来就非常紧张，常常整天没有休息，但为了提拔后进，他仍挤出许多时间帮助青年作家编选、校对作品，而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了事，有时甚至弄得吐血。后期到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他行动极不自由，但仍热心帮助青年人看稿，校对，介绍出版。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曾经说过：“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他在培养青年作家的工作上，也是本着这种自我牺牲精神的。
鲁迅对于青年作家是爱护的，但要求是严格的。他反对胡吹乱捧，认为这是可以把作家捧杀的。而且，由于中国社会情况的复杂，青年的情况也极其复杂，有积极向上的，也有自甘堕落的。且不说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面，有些人在政治上变节了，就是在文学事业上投机取巧者，也颇不乏人，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也确有使这种人成名之道。针对青年作家中存在的情况，鲁迅向青年作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
所谓坚忍，就是要艰苦努力，肯下死功夫。鲁迅慨叹中国没有肯下死功夫的人，特别是文艺青年，往往更缺乏坚忍性。他说：“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殊不知文艺和科学一样，都是艰巨的事业，在这个领域内，无论是谁，要取得一点成绩，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任何取巧行为都无济于事。他劝导青年要扎实地工作，不要急于求成，认为只要肯下死功夫，十年八年研究某一种学问，总能作出成绩的。而对于后一种人，则很轻蔑，他愤慨地说：“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必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所谓认真，就是要有严肃的创作态度和踏实的工作作风。鲁迅曾经批评道：“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没有好遗产。”所以，他教导青年作家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为什么鲁迅把认真观察看作创作的必要条件呢？因为文艺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对生活认识的程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深度。只有观察得细致，才能反映得准确，只有观察得透彻，才能反映得深刻。而青年作家往往所见不多，观察不细，认识不深，就匆匆下笔，当然难以写好了。鲁迅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出发，劝导青年作家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鲁迅严肃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所谓韧，就是要持久不懈，连续不断。鲁迅说过：“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有些文学青年却缺乏这种韧性战斗精神。他们对文学事业没有执着的爱，只不过想拿文学作为敲门砖，所以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就永远不见了。所以鲁迅说：“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他曾鼓励一位女作家要有韧的精神，期望她持续努力二十年以取得大成就。
鲁迅的这些教导都是非常中肯的，至今仍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