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鲁迅二三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回忆鲁迅二三事
钱俊瑞
在三十年代，我经宋庆龄同志和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介绍与鲁迅相识。之后，通过多年同他接触，受到了十分深刻的教育。当时，我们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位有某些可以原谅的缺点的伟大作家、坚强的共产主义者、热爱和关怀青年、特别是青年文艺作家的卓越导师。我是通过同他的接触、阅读他的作品后和接受别人对他的印象才逐步这样理解他的。只是到了1941年上半年，在重庆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自己才开始认识鲁迅，认识到他在历史上的确切地位。正如毛主席讲的，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地区的文化革命运动，“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确确实实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榜样，而且是全中国革命人学习的最好榜样。
在这里，我只就有关他在国际活动方面的几件事和国际革命作家对他的印象，就我接触的情况作些回忆，来纪念我们这位文化战线上的伟大统帅和旗手。
史沫特莱同宋庆龄、鲁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鲁迅通过宋庆龄和史沫特莱与国际革命运动、革命文化运动保持了联系并进行大量的工作。1932年，英国进步人士马莱勋爵来中国，鲁迅同宋庆龄一道为了配合他的活动，在十分艰险的条件下坚持斗争。1933年，萧伯纳来到中国，鲁迅、宋庆龄、史沫特莱和蔡元培先生等会见了他，我没有直接参加。据史沫特莱告诉我，在他们的欢叙中，鲁迅和萧伯纳这两位幽默大师作了非常精彩和诙谐的交谈。当他们两人谈到世界局势和英国、中国前途问题时，萧伯纳对鲁迅说：“你以为我真姓萧吗？不是。我是姓‘费’。”鲁迅说：“以我看来，你既姓萧，又姓费（当时萧伯纳是费边社的首脑之一），但我相信你终究只会姓萧，不会姓‘费’的，因为费边主义在英国也好或在别的国家也好都不会有出路的。”萧伯纳点头微笑，接着他反问鲁迅：“我听说你姓周又姓鲁，是不是？”鲁迅笑着回答：“是啊！我姓周，名字叫周树人，又姓鲁，名字叫鲁迅。可是我还有第三个姓，那就是‘社’，名字叫社会主义。我同你刚相反的，你将来姓萧不姓费，而我将来呢，可以不姓周和鲁，而只姓‘社’，因为社会主义不但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一定会胜利的。”这番谈话引起了全场人的会意的大笑。接着，他们谈到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鲁迅说：“我们中国也出了一个他们的好兄弟，就是蒋介石。这三兄弟都是杀人的能手。”萧伯纳插话说：“强盗碰到上帝会得到宽恕的。”鲁迅说：“不！那是你们西方的上帝，我们东方的上帝就不那么宽宏大量了。这个上帝就是革命人民，他们决不会宽容杀人犯的。”以后，鲁迅曾专门写了一篇记述萧伯纳在中国的文章，但以后遗失了。最近听说找到了这篇佚文，可惜我还没有看到。
1936年上半年，鲁迅的肺病日趋严重。当时苏联同志们非常关心鲁迅的健康。同年8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通过塔斯通讯社打来一份电报，邀请鲁迅去苏联黑海疗养。那时，我在塔斯社工作。塔斯社负责人切尔诺夫要我把这封电报转交给鲁迅。我估计鲁迅不容易同意去苏联养病，所以想找一个帮手，来加强一点说服力。我就和当时《中国呼声》的编者格兰尼契夫妇商量，他们建议由史沫特莱陪我去。当我和史沫特莱走进鲁迅的房间时，只见许广平同志正站在鲁迅身边喂他吃东西。我把法捷耶夫的来电交给广平，广平立即把电文念给鲁迅听。我和史沫特莱顺便作了一些解释，请鲁迅从长远着想，为国珍重，同意去苏联休养一个时期，以便长期为中国革命奋斗。鲁迅听了默不作声，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用低声但很有力的语调告诉我们：“请你们代我感谢法捷耶夫同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同志们，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同时，请你们转告他们，危亡的祖国需要我，我这时候决不能离开祖国。我一离开，反动派会振振有词，更嚣张的。我懂得，苏联同志爱护我，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这次不离开祖国，同样是为了爱护中国革命。我和他们是心连心的。为此，我更加感激他们。我想，他们也一定体谅我这番心意的。”我和史沫特莱还用高尔基去意大利养病更好地为俄国革命服务的例子来劝说他。鲁迅却斩钉截铁似的说：“我和高尔基不能比！高尔基的贡献比我大得多，我怎能同他比？中国的情形和俄国当时的情形也不同，我离开祖国只会对反动派有利，对革命不利。所以我决不能走！”听了这些话后，我和史沫特莱与许广平相顾无言，直摇头，觉得继续劝说肯定是无效的了，就安慰他说：“你好好休息吧！这问题我们以后再研究。”鲁迅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谢谢你们！谢谢苏联同志们！”我一回家就用电话告诉了切尔诺夫，请他复电法捷耶夫，说鲁迅为了祖国，暂时不能去苏联休养，并谢谢法捷耶夫和苏联同志们。我又打电话给格兰尼契，告诉他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格兰尼契却心平气和地说：“我早已料定鲁迅这位中国人民伟大儿子决不愿意离开祖国的。”他猜对了！
1936年9月初，我经莫斯科到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反侵略大会，当时苏联参加大会的代表团团长是什维尔尼克，主要团员有萧洛霍夫等。见面后，萧洛霍夫向我问起关于鲁迅身体和工作的情况，并且提到苏联作家协会邀请他去苏联休养的问题。什维尔尼克和萧洛霍夫都对鲁迅不能应邀去苏联休养表示惋惜，并一再表示：索契疗养区已为他准备了很好的住所和几位优秀的医护人员，疗养对他的健康肯定会有帮助的。
反侵略大会结束后，我到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扩大会议。当时的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巴比塞刚在苏联去世，会议由罗曼罗兰主持。会议主要参加者中有法共老党员加香、著名科学家朗日凡等。我在和罗曼罗兰谈话中，谈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宋庆龄以后，话题很自然地转到鲁迅身上。罗曼罗兰在讲到文学艺术作品越具有民族特色，就越具有国际价值时，说鲁迅的作品就是突出的例证。他说鲁迅的《阿Q正传》最富于民族特点，反映了当时中国所处时代的特点。鲁迅的语言又特别富有民族特色。因此，这篇作品享有崇高的国际声誉。鲁迅的其他作品也大抵如此。罗曼罗兰认为鲁迅是当代世界伟大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中国人民、而且也反映世界人民的愿望和呼声。据了解，鲁迅不但熟悉中国本国的文学，而且熟悉苏联、日本的文学，此外，鲁迅也非常爱好东欧和北欧的文学。最后，罗曼罗兰还转述了萧伯纳对鲁迅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真诚地希望鲁迅象萧伯纳到东方去一样、能到欧洲来同大家会面，他认为他一定能得到欧洲人民热烈的欢迎，并且相信鲁迅也一定理解欧洲人民的心声。
10月初，我从巴黎回到莫斯科，住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一位意大利工人的家里。10月21日，《真理报》头一版头条消息，标题是：中国的高尔基——鲁迅逝世。这消息使我愕然，继之就失声痛哭。不到两小时，法捷耶夫、萧洛霍夫、富尔曼诺夫
（《夏伯阳》作者）等人来到我的住所。大家都很悲痛，非正式地开了一个小型追悼会。法捷耶夫首先讲话，他说：今天《真理报》称呼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这一点也不错。我们不久前失去了我们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奠基人高尔基，今天又失去了我们同样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鲁迅，这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鲁迅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他说，鲁迅对于人物的刻画、对事物的剖析，其深刻性几乎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一方面，俄国作家中只有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果戈里堪与他匹敌。但是，鲁迅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对人民的深刻信任，特别对新生力量的信任，只有我们的高尔基可以同他相比。萧洛霍夫、富尔曼诺夫也对鲁迅的疾恶如仇、对人民的忠诚作了高度的赞扬。法捷耶夫最后要我讲几句话。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对他们念了刚听到鲁迅逝世消息后写的一首诗：巨星烁烁陨南天，亿万斯民泪涟涟。北国友声殷且切，故国诡计狠而奸。横眉更见骨干硬，下笔便成匕首尖。鲁迅精神砍不死，千秋永垂万丛篇。
让鲁迅的高大形象永远站立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永远培育着继往开来的一代又一代！
1981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