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和回忆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学习和回忆
陈学昭
在纪念鲁迅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我的思绪万千，不知从何写起。鲁迅先生跨越了我国的几个时代，一生经过无数艰险的道路，受尽严峻的考验，成为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人的品质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永远学不尽的！
鲁迅先生博览群书，精通古今中外的典籍著作，学识渊博，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译著，在叙述上、在描写上、在语言文字上，都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他的著作里有不少绍兴方言，带着特有的风趣和幽默。我和鲁迅先生接近了以后，曾两次去绍兴：第一次在1925年春，教了近半年书；第二次在1958年春，下放劳动，到1960年春离开。后来，还有两次去参观、访问。通过和绍兴人民的接触，再读鲁迅先生的著作，对此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我想：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在每个时代的文学、绘画、音乐、戏剧，都应当有自己的风格，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向别的国家、别的民族的艺术学习了。我们是要学习的，学习他们的特点、优点，是为了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不是照搬，也不是模仿。
鲁迅先生对待他的文章是极认真的，哪怕是一字之错，他也要更正。例如：在《集外集拾遗》的《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一文中，他给记者的信里写道：
“我在《又是古已有之》里，说宋朝禁止做诗，
‘违者笞一百’，今天看见副刊，却是‘笞二百’，不知是我之笔误，抑记者先生校者先生手民先生嫌其轻而改之欤？
但当时确乎只打一百，即将两手之指数，以十乘之。现在若加到二百，则既违大宋宽厚之心，又给诗人加倍之痛，所关实非浅鲜，——虽然已经是宋朝的事，但尚希立予更正为幸。”
信虽不长，然而读着，深深地感到其意义是多么久远呵！正如信中所说：“所关实非浅鲜”！
鲁迅先生关怀年轻人的成长，关怀年轻的作者和读者。在《热风》的《生命的路》一文里，有这样的话：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
确实，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鲁迅先生激励年轻人要做从荆棘的地方开辟道路的人。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不应该那么写》一文里，鲁迅告诉青年作者不应该那么写，应该这么写。这篇文章的名题，引用了惠列赛耶夫的《果戈里研究》第六章里的话——
“应该这么写，必须从大作家们的完成了的作品去领会。那么，不应该那么写这一面，恐怕最好是从那同一作品的未定稿本去学习了。在这里，简直好象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
每次读着这篇文章，给我很多的启发和教育。
在《而已集》的《读书杂谈》一文里，记录了鲁迅先生向当年广州知用中学的青年学生的讲话。首先，他对那时在学校里读书的情况、对读书的要求、目的和嗜好，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三条，作了详尽的解释。最后，鲁迅先生说：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这是多么深刻呵！读书，不能读死书，要把读的书活起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我想，这该就是和实际接触，和实际联系。
1925年9月9日，在北京，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他称呼我为“三先生（周建人先生）的好朋友”。——我是在1924年向《妇女杂志》投稿而认识周建人先生的。和鲁迅先生熟识，还是在1928年10月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那时鲁迅先生与许广平先生已结婚，和周建人先生、王蕴如先生同住在闸北景云里的一座屋子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住在楼上，乔峰（周建人）先生、王先生及两个小女孩住在楼下。我住在沈雁冰先生家。沈先生当时在日本，沈伯母、德沚姐和霞、霜在家。沈家的后门斜对着周家的前门。早点，我在德沚姐家吃，午饭和晚饭总在鲁迅先生和乔峰先生家吃——他们的伙食是合在一起的——常常在十时左右，王先生就来叫我去吃午饭了，为的是怕德沚姐留我吃午饭。他们总是把我安排坐在鲁迅先生的对面。饭桌上几乎每餐都有一碗他们自己做的绍兴菜霉菜梗，鲁迅先生常常劝我尝尝。最初，我不喜欢吃，慢慢地竟吃上了瘾，觉得非常鲜美。后来，我自己也学会做了。在吃饭时，随便闲谈，不过午饭时谈的少，因为乔峰先生吃过午饭，要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班。晚饭后，谈的时间稍多些。他们当着我面，什么都谈。偶尔，我也插嘴说两句。晚上，鲁迅先生要抓紧时间写文章，有时，他一个人先上楼去了，接着，许先生也上楼去。我和乔峰先生、王先生又谈上几句，就回到德沚姐家。鲁迅先生的生活俭朴，然而他对人却极慷慨，自己省吃俭用，常常支援经济困难的人。鲁迅先生总是穿着一件旧布袍，脚上是一双胶底布鞋。说一口绍兴话。没有半点架子。直到现在，一想起鲁迅先生，他的形象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929年1月19日我动身再去法国。在1931年离开巴黎以前，曾和季志仁先生、蔡柏龄先生，后来又加上陈行叔先生——陈行叔先生不幸于1933年在巴黎病故——帮鲁迅先生找寻、购买木刻版本书。后来，这事情就由季、蔡两位去做了。1935年2月我回国，抵上海，就去看望鲁迅先生和许先生，这时他们已搬出景云里，住在现今的山阴路，有了一个男孩子——海婴。我看见鲁迅先生苍老多了，头发已灰白。他已患病。我自住到无锡，每次去上海，依旧住在沈雁冰先生家。这时沈家已搬住在梵王渡路。有时，德沚姐和我一起去看望鲁迅先生；有时我独个人去。离国久了，没有想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特务统治已嚣张到了这个地步！每次去看望鲁迅先生，总有人在前面、后面“护送”我们，直到鲁迅先生的家门口。回来时，他们在门外的马路转角等候我们，再“护送”我们回到德沚姐家。幸而德沚姐对付这样的“盯梢”很有经验，我们常常在回来的路上设法摆脱掉。在我独个人去看望鲁迅先生时，我就照着德沚姐教我的好些办法对付他们。鲁迅先生处境如此险恶，身患重病，还是顽强地、无休止地斗争着。
每次去看望鲁迅先生，在我上楼以前，许先生总是把鲁迅先生的健康近况告诉我，要我劝他注意休息。但每次上楼见到鲁迅先生时，我问：“大先生身体好么？”他总是回答我：
“很好！很好！”有几次，本来躺在卧椅上，看见我，就端正地坐到旁边的藤椅上，使我竟无法劝他好好休息，只好空洞地劝几句。我曾劝他易地疗养，以避免一些争论不休的纠葛；我也曾劝他下决心找一个肺病专门医师仔细检查一下。而我竟没有想到他此时已病入膏肓了。1936年8、9月间，我又到上海，去看望鲁迅先生。许先生在楼下很激动、很难过地和我谈到鲁迅先生的病况。我上楼去，这回，他见了我，坐在躺椅上。我仍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仍在日以继夜地工作着。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鲁迅先生。
当我收到德沚姐的信，说鲁迅先生已于10月19日天未明时不幸去世，叫我快点去，我立即赶到上海，先到德沚姐家。她说：现在找不到许先生、乔峰先生和王先生的。鲁迅先生的遗体已停放在万国殡仪馆。出殡那天下午，我和德沚姐去万国殡仪馆——当时，沈雁冰先生不在上海——我们两人站在后面，郑振铎先生站在德沚姐旁边，前面有很多人站着，走着。我望见许先生携着海婴小弟弟跪在鲁迅先生遗体的脚跟前。我克制不住流泪了。我和德沚姐没能送到墓地去。从殡仪馆出来，我们两人挤不上前，掉在后面。蔡元培老先生要送到墓地去，可是，出殡仪馆时，被人一挤，在马路角上跌倒了，幸而后边的一个人看见了，跑过去把他老人家扶了起来。后来，蔡老先生还是坚持送鲁迅先生的遗体到墓地去的。
过后，德沚姐告诉我，郑振铎先生曾感慨地对她说：“老朋友连向鲁迅先生遗体最后告别致敬都不可能！”至于德沚姐，她得知鲁迅先生不幸去世，当即赶到周家，亲眼看鲁迅先生的亲人给他换衣服。
我不懂，为什么在我们前面，好象有一堵墙似的挡着，使我竟不能去向鲁迅先生的遗体告别致敬。当然，我不象郑振铎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老朋友，我只是鲁迅先生的小辈、学生，而且是一个不长进的无成就的学生，但对于我极尊敬的鲁迅先生，总希望能向他遗体告别致敬。随着年月的过去，我读到了一些有关当年鲁迅先生出殡时情况的文章，对我很有教育，我才理解其中原委。郑振铎先生不幸过早地去世了，要是活到现在，他也会理解的。我一直都为没能向鲁迅先生遗体最后告别、致敬而感到深深遗憾！现在觉得应该努力学习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联系实际，才是我有生之年的要事。
可以告慰于鲁迅先生的，您一生为之奋斗的、热爱的祖国，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坎坷，已经走上了振兴的道路；在欢庆党六十生辰的日子，全国人民正努力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光辉暖人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全国人民齐心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决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战！您关心的文艺事业，正是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繁荣昌盛，后继有人！1981年8月25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