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明忆鲁迅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黎锦明忆鲁迅
康咏秋 刘春贤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称一位年轻人为“湘中作家”，赞扬他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这位当年才华横溢的青年人便是黎锦明，现在年纪已七十六岁，住在他的故乡——湖南省湘潭县晓霞乡（即今石潭坝公社）。
1925年秋，黎锦明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在鲁迅的影响下，他开始给《晨报》副刊和《京报》副刊、《小说月报》写稿。1926年夏秋，他去广东海丰中学任教。1927年寒假期间，黎锦明曾四次拜访当时在广州的鲁迅，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海丰的农民运动。鲁迅听了，很高兴，说这是从来未听到过的新事情。每次会见总要黎锦明讲详细一些，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注。
“四·一五”广州政变后，因战事骚扰，海丰中学停办，黎锦明只得于6月份乘海轮经香港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生活没有着落。当时任开明书店编辑的叶圣陶就重版了他创作的《烈火集》。这本集子的作品大多表现了对旧社会、旧制度、旧人物以及当时的恋爱风习的微愠不满和些微讽刺，颇得文艺界的注意。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予以肯定。但它却遭到国民党文化检查机关的扼杀。《烈火集》重版后，黎锦明嘱托书店给当时尚在广州的鲁迅寄赠一本，后怕收不到，他亲自又给鲁迅寄了一本。果然，两本书鲁迅都没有收到，被国民党当局没收了。为什么会被没收的呢？鲁迅在《扣丝杂感》一文中幽默、尖锐地讽刺道：
“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而《烈火》却“因为火色既‘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啊！”黎锦明当时读到这篇文章时，他为鲁迅对青年作者的爱护和支持，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了。
在那黑暗的年代里，鲁迅甘担风险，对进步青年的文学活动总是予以大力支持和扶植，对他们一些有棱角的作品，即使估计会触犯当权者，也是该发表的发表，该推荐的推荐，从不怕连累。黎锦明到上海后，以海丰农民运动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尘影》。书店老板不同意出版。经叶圣陶送给鲁迅一阅。鲁迅看了这篇小说后，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写了《〈尘影〉题辞》，对作品的思想内容予以充分肯定。
鲁迅非常珍惜作者的劳动，青年人的作品只要有一线希望发表，他总是想方设法为稿子寻找出路。1928年6月，鲁迅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约黎锦明写稿。黎锦明第一次就写了小说《命运》，这篇作品写的是一辆摩托车撞死穷苦老百姓的悲剧，表现了对哭诉无门的穷人的同情。稿子寄出不久，就得到鲁迅的回信。信里指出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需要改，建议怎样改，并且一一画上记号。鲁迅还以商量的口气说，究竟如何改，还是自己拿出决断吧！在编辑工作中，尽管十分繁忙，但是鲁迅总是尽量做到来稿随时处理，做到不积压。作品刊出后，他又写信给黎锦明，问清原稿是否要退还？告诉他稿费是多少，是寄去还是自己去取等具体问题。黎锦明还写过一篇一万字的小说《千里李兰亭》。此稿先由友人代寄鲁迅先生主编的《奔流》，鲁迅读了作品，嫌平淡一些，同时篇幅又长，无法刊登，就转寄《北新月刊》。这个刊物的主编也嫌作品长，没有刊用。最后，还是由鲁迅建议作者编入一本创作集里。
在评论作品时，鲁迅是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效果的。黎锦明曾经给鲁迅先生寄过他的一本《破垒集》，鲁迅看了后，由衷地为黎锦明的进步而高兴。他把《破垒集》里的篇章与黎锦明1926年前的《烈火集》里的作品作了一些比较后指出，黎锦明过去的作品不乏人生意义，但对人生还保持着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思想意义不够大，而“在此后的《破垒集》中，的确很换了些披挂，有含讥的轻妙的小品”。鲁迅还赞扬其中的某些作品“瑰奇”、“警拔”、有战斗力，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作品往往“却又不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黎锦明在创作道路上，得到鲁迅先生多少鼓励和帮助啊。他每当拿着经过鲁迅过目的小说时，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这些作品浸透着先生多少宝贵心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