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回忆片断〔新西兰〕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鲁迅回忆片断〔新西兰〕
路易·艾黎
我住在上海的那些日子里对鲁迅并不十分熟悉，但是我倒在几个场合见到过他。他的直观能力、直率态度和精神气质使我印象深刻。有时候我看到他快步走在北四川路，草帽拉下来遮住额头，旧白绸长衫下显露出他那瘦小的身躯，脚步坚定有力。
大约是在1935年末的一个晚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要我陪她到他坐落于施高塔路的家中去，并为她做翻译。她自己过去同他谈话往往是用德语。那时我在日常工作中是说上海话，但是正跟一位满族老师学普通话。她要给“因普列科尔”（INPRECOR），即《国际新闻通讯》写一篇有关长征的文章，但我拿不准碰到刚从长征归来到上海作报告的作家冯雪峰时，他可能讲什么方言。他那天晚上要到鲁迅家去。通过同我的两个义子——一个内蒙古人、一个湖北人平时谈话，我对其他方言也有些接触，这多少有些帮助，可是我对艾格尼丝如此满怀信心地要我担任的角色却毫无把握。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初学者。
那个晚上令人心神激荡，尤其是当冯雪峰讲到张国焘同毛主席和朱德将军从川西阿坝藏族地区的卓克基来到上游的两河口会面的故事时更叫人神往。毛主席和朱德步行前去欢迎，而张国焘却坐在他的马上，象一位国民党将军那样，被骑着马的部下拥簇在中间。我有时被某个字眼难住，冯雪峰就生起气来，怒冲冲地说：“他连这样简单的事都翻不出来！”于是鲁迅就会站起身来，给大家倒茶，说些鼓励话，我们就又接着谈下去。
1936年在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木刻展览，我进去参观展品，发现鲁迅正在那里忙着给围住他的年青人签名。那是我在他生前最后一次看见他。大约在同一时期，曼尼·格兰尼奇因事被宋庆龄派往鲁迅家去，拍了一张鲁迅站在门口的照片，在宋的思想上照顾好鲁迅是居于首位的事。那张照片照得很好。曼尼是《中国呼声》杂志的编辑，他送了一张给我，这张照片我在其后十年左右的时间一直收在我的小皮包内，直到最后丢失。当时以“大风”为笔名的一位年青女画家郁风，根据那张照片，画了一幅很好的鲁迅头像素描，《中国呼声》当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它。
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活的中国》①一书出版，他非常高兴。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有一篇鲁迅传记，是埃德加·斯诺原先在1935年1月为《亚洲》杂志写的，后边是鲁迅的七篇小说。斯诺在会见鲁迅之后写道：“鲁迅这个人物以他的博爱精神、暖人的同情心和对周围生活的敏锐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敢肯定，他的作品对事物作出的解释会是饶有兴味的。”
这本书的标题页印有一张很好的鲁迅的照片，而这个集子是献给鲁迅的伟大支持者宋庆龄的。献辞写的是：“献给S·C·L②，她的廉正不屈、敢作敢为和忠诚不渝的精神是活的中国那些出类拔萃人物的重要象征。”这些话在鲁迅身上也完全适用。
我见到鲁迅情绪较为轻松的一次，是我和一位朋友参加11月7日一次宴会后出来的时候。那是一次盛大的聚会，人们热烈地相互祝酒。鲁迅从来不是个一本正经的人，那天的情绪倒颇象个孩子。他那顶旧毡帽掉到大厅衣架的后面，他因为不知道帽子跑到哪里去了而到处寻找，到后来我们给他找了出来，他一提脚把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他边笑边跟着大伙走下楼去。
由于鲁迅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就去请教当时可能找到的最好的西医专家。医生劝他彻底休息，于是我跑到江湾去看一家别人推荐的私人医院，并且回来向有关朋友们报告了详细情况。然而鲁迅坚决不去任何医院，说他知道他的病已到最后关头，在当时是绝对无法救治了。他说在这件事上他听从一位当医生的日本老朋友的忠告，说他要做的事还很多，而且要充分利用剩下的时间。对他来说能够让他保持旺盛的精力并充分使用它到最后一刻，定是莫大满足了。
他的葬礼是一件大事。当送葬队伍经过我位于上海市中心的二楼办公室窗下时，我俯窗下望，看见当时的日本美女池田幸子也走在队伍当中。我同她先在战争年代的重庆、继而在解放后的北京时常见面，从而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直至七十年代她去世为止。在这么多年里她为加强日中了解的事业贡献了力量。她和鲁迅很熟，她的去世切断了同鲁迅的又一联系。
埃德加·斯诺曾援引鲁迅对青年人讲的话说：“要思考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到千百个穷乡僻壤去旅行，访问将军们，然后再去访问他们的牺牲品，睁大眼睛、头脑清醒地看一看你们时代的现实，并且为建立一个开明的社会而努力吧，但是要永远思考和研究”。在谈到那个时代的青年时，他说：“正因为生长在一个急剧没落的阶级，他们才更能了解它，摧毁它，并创立起一种明智的社会秩序。”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在1936年10月20日听到鲁迅逝世的消息的。她当时正在双十二事变前的西安。她写了以下一段话：鲁迅之死不仅给我个人带来悲痛，也是民族的悲剧。他并非无目的而活，也不投身于猎取财富、权力和地位。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他对受过教育的年青人影响最大。他体现了为公的精神，而痛苦和斗争的生活却孕育了致他于死命的疾病。他把生死置之度外。
只是到了公布他的逝世讣告时，新闻检查当局才取消了对鲁迅名字的禁令。在上海举行的葬礼是令人难忘的。教师和学生们离开了他们的教室，店员离开了他们的商店，工人离开了他们的工厂，穷苦的作家、画家和演员走出他们的藏身之地来为他送葬。孙中山夫人和她的弟弟宋子文都参加了送葬队伍。
鲁迅不是共产党人，但是共产党人尊重他的学识和精神。在他们的根据地延安，后来建立了第一个鲁迅图书馆；我成了外语部的掌印人，并把我在中国收集的所有书籍都捐给了它。在这以后，共产党人又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数以百计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人从全国各地去到那里，在最优秀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的指导下学习。这是一所创造了一种富有活力和战斗性的艺术学院。
当鲁迅去世后第二天，西安的朋友们到临潼去的时候，连庙祝——一个没有多大想象力的商人也参加进来同他们一道谈论鲁迅。我听着他的话，目睹连一个偏僻的乡间寺院的主人都知道鲁迅生平事迹的事实，我问我自己：“这一切新闻检查有什么用呢？”
在避暑胜地北戴河，树立着高尔基和鲁迅的两座塑像，这两位不朽人物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当那些风云一时的人物已被遗忘的时候，他们的名字还将活在人们心里。鲁迅仍然强有力地活在我们中间，正象歌颂美国劳工领袖乔·希尔的歌中所唱的那样，“他说，我从未曾死过”，对于鲁迅，人们也可以用这话把他铭记。
我写了下面几行诗以纪念鲁迅：
他死了，人民——
了解前进道路的
相对少数——
象失去亲人一样悲戚；
如今他们的人数
增长何止千百万倍？
对他的怀念
温暖了整个大地，
他的伟大
今朝更胜往昔。
一个人要象他那样写作，
必须对平民百姓充满热爱，
他热爱他们
毫不含糊。
他心中印着绍兴的景物
那里有静静的
河渠和拱桥，
人们戴着棕色的毡帽，
还有那春天的杜鹃，
秋天火红和金黄的树叶，
和远方蓝莹莹的群山，
想起这一切多叫人心欢！
但他深知他必得留下，
和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
就这样，
他的坟墓静卧在他们中间，
在他上海故居旁的公园里，
人们默然怀着崇敬之情，
从国内外来到此地，
而千万个儿童正在它的周围
欢跳嬉戏。
〔吕宛如译〕译注①“Living China”亦可译为
《生气蓬勃的中国》。译注②S·C·L为宋庆龄三字英文名
的头一个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