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与民族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排满”与民族运动
章开沅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问题，历来争议甚多。不少中外学者，往往笼统地贬之曰种族主义或种族复仇主义，却忽视了或低估了它的进步的和革命的实质。我认为，“排满”不仅仅是对于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愤怒抗议，而且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它是中国革命民主派在二十世纪初年，集中全国人民的共同意愿，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的激动人心的战斗口号。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严格地讲，近代的民族不是一般的历史范畴，它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
近代中国的民族运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0年以前，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有限，这个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农民，而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力量则是地主阶级当中的抵抗派和革新派，以及一部分从封建士大夫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六十年间，发生过五次民族战争和一次农民战争，还有洋务运动和连绵不绝的反洋教斗争。“制夷”——“保国”——“扶清灭洋”等等，是这一阶段民族运动的主要政治口号。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明末清初地主阶级反满派遗留的“反清复明”古老旗帜逐渐陈旧褪色，尽管它在许多秘密会社中还具有某种程度传统的影响，甚至也曾给太平天国这样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涂抹了若干国内民族斗争的色彩，但对于几次大规模民族战争来说则是毫无关联的。1900年以后的情况则不然，尽管农民仍然是民族运动的主要社会基础，但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日渐增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成为运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清朝政府在《辛丑和约》签订以后，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从而在人民中间丧失了最后一点威严。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人们对满洲贵族的民族压迫和专制暴政的深仇大恨，重新捡起古老的“反满”旗帜，并且给它印染上新时代的色彩和图案，使之增添了青春的活力。二十世纪初年的“排满”，实质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的区别。
“排满”的口号重新提出，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如果追溯到1894年兴中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可以看出，革命志士所提出的“排满”，从一开始便是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联结在一起的。1901年章太炎在《国民报》发表的《正仇满论》，明确地把“排满”与维护民族独立和争取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同年，《开智录》刊载的《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更为难能可贵地表达了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力量以谋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反清革命思想，充分展示了近代中国民族运动新的时代风貌。
二十世纪一开始，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努力研究这个新的世纪的时代特征，研究左右环球局势的帝国主义的起源、性格和内外政策，特别是研究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中将面临什么样的前途和命运。他们不甘心坐待帝国主义列强纷至沓来的宰割，不甘心静观清朝政府一块又一块出卖本来已经破碎的祖国山河。他们焦虑地思索，热衷地探讨，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同胞振奋起来，团聚起来，救亡图强，“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他们纵观寰宇，博览史籍，终于找到了这样的精神纽带——民族主义，或者称之曰“国魂”。于是兴高采烈地向全国人民宣告：“欲达此莫大之目的，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大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向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
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产物。
如果说，明朝遗老的“反清复明”，充满着对于故国旧主和宗庙社稷的绻念，那么资产阶级的“革命排满”，则毫不讳言自己对于路矿企业利润的追求，并且瞩望于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国内市场的民主共和的新国家。
过去，“排满”口号常常被指责为模糊了反帝的斗争目标，其实这也不符合当年“排满”论者的原意。从大量文献记载可以作出如此判断：“排满”不仅是反对国内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而且也是反对清朝政府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实行的殖民主义统治。早在1903年《浙江潮》杂志第3期上刊载的《四客政论》一文，已经把“排满”与反帝之间的关系表述得非常清楚。作者说：“故夫戴（戴，拥戴的意思）白人者，奴隶也；满人戴白人，而我乃戴戴白人之满人，所谓奴隶之奴隶也。不愿为奴隶，而愿为奴隶之奴隶，则又何说之辞？”这几乎是当时一般爱国志士的共同认识，而至今仍有个别外国学者未能正视这一历史实际情况。他们极力否认辛亥革命是革作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的命，但又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和论据来否认这一客观存在。这种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采取的非科学态度，理应受到人们的讥评。
也有人强调“排满”模糊了阶级界限，严重地妨碍了辛亥革命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我觉得这也不大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对作为斗争口号的“排满”的要求则未免过苛。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诚然不是明确的阶级论者，而且对我们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更是一般知之甚少；但他们许多解释“排满”的言论和文字，至少是在客观上表述了这个斗争口号的阶级内容。孙中山早在1906年就曾明确指出，其所以要实行“排满”，是因为“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排满”就是推翻以满族亲贵为主体的封建王朝，这样的斗争目标可以说是规定得集中而又明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如不“排满”就不足以言反帝一样，不“排满”不足以言反封建。那种把“排满”与反封建割裂开来并且对立起来的看法，显然是不恰当的。
清朝政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极端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集中点，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中国的政治工具，是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最为痛恨的暴虐而又腐朽的封建贵族集团。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排满”（即推翻清朝政府）便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民主革命的丰富内容当然并非“排满”二字所能尽行概括，但是“排满”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不经过“排满”，很难设想历史会跳跃到护国、护法、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新的历史阶段。而在各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也许可以回顾既往，瞻望未来，充分驰骋其政治上的想象力，但在现实生活里却只能忙于处理当时最为紧迫的中心课题。离开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活，我们就很难理解象“排满”那样一个貌似古老的简单口号，何以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动员力量。
最后，需要做一点解释。我说“排满”口号本身没有过错，并不意味着当年所有关于“排满”的文字宣传都正确无误。对于那些错误的东西，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批判，今后也还需要继续进行分析和批判，因为这将有助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和肃清现实生活中的大汉族主义的残余。
今天，“排满”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人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评说它的功过。但至少有一点，大多数人的认识是一致的，即“排满”是七十年前近代中国民族运动的潮流，而高呼“排满”口号为祖国解放事业英勇战斗的革命前驱者，永远值得后世的人们尊重。他们已经完成了当时历史所交付给他们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我们可以认真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但是没有理由要求他们在第一次战斗中就去完成应该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战斗中去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