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
林增平
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它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的革命派之间关系的变化，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对革命的向背为转移。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起，到1913年二次革命止，两派经历了一个“对立——联合——分裂”的过程。剖析了这一过程的始末和因果，就不难对立宪派人作出公允的评价。
从对立趋向接近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主要是依赖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性联系而得以获致比中下层较大较快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政策很有抵触，一方面则竭力要让这个王朝得以存在，使自己所借以增殖资本的封建权势不致消失。所以，他们希望清政府着实推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新政，反对以推翻清王朝为主旨的民主革命。为此，立宪派人掀起了大规模的立宪运动，其中轮番举行的国会请愿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但是，他们完全失望了。
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立宪派搞立宪运动是错误的，是有罪过的。因为，立宪运动是在同盟会已经建立，革命形势正加速发展，革命派也以实际行动表明有能力在全国范围内鼓动反清浪潮的情况下连续发生的。这时，反清革命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而清王朝，则不管立宪派人如何“匍匐都门，积诚罄哀”地反复请愿，却始终把“预备仿行宪政”作幌子，去加固专制主义的统治。辛亥武昌首义的胜利和清王朝的倾覆，证明了革命派是正确的，反对革命的立宪派犯了历史性的错误。所以，对立宪运动是不能加以肯定的。
搞立宪运动是立宪派人全部活动中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他们还从事过其他一些活动。象倡导收回利权，反抗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源的斗争，就是应当称道的。特别是由他们带头闹起来的保路运动，更具有明显的反帝爱国性质和重大意义。在推广科学技术、兴办教育和出版等文化事业方面，立宪派人作出的成就也是不能忽视的。即使那旨在抵制革命的立宪请愿，也多少产生了宣传救亡图存，启发人们厌弃封建专制、向往议会民主的作用。因此，全面地衡量功过，立宪派人除了因搞立宪请愿理当严加谴责外，其他方面是不宜完全否定的。如果不是清王朝坚持以假立宪来搪塞行骗，它和立宪派之间的关系是不致濒于破裂的。特别是到了1910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大部分立宪派人恼怒不堪的时候，朝廷上的守旧势力甚至指控立宪派，把立宪派看作比革命派的危害还要大。到1911年春，清王朝不但抛出一个极端露骨的集权的皇族内阁来装饰宪政的橱窗，而且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颁发一个“铁道干路国有”政策，劫夺已准交各省商办的铁路，并从出卖粤汉、川汉铁路主权开始，举行路权大拍卖。立宪派人不断地忍气吞声，继续请愿，希望朝廷撤换皇族内阁；当湘、鄂、粤、川等省保路风潮兴起以后，他们也还不欲事态扩大，力图在自身利益不致受到过分损害的情况下得以和解。然而，即使这样的妥协退让，也没有使朝廷上的亲贵大臣稍为回心转意。
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希冀清廷切实加速立宪，越来越感到毫无指望；借以增殖资本的商办铁路，又遭劫夺，经济上受到重大打击。于是，立宪派同清王朝的关系就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向革命方面靠拢的迹象日益明显。据那时在北京参与请愿的当事人记述，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后，一部分激进的立宪派人即曾聚议“公决秘谋革命”。革命、立宪两派捐弃夙怨，转向联合，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附从革命，联合反清
1911年武昌起义的胜利，给了清王朝以致命的一击，促使大部分立宪派人先后作出附从革命，联合反清的决策。惟各省立宪派由于力量、处境的不同，所起的作用也很不一致。
武昌首义的胜利，无疑是革命化的新军彻夜苦战所建立的功勋。然而，在创建鄂军政府、扩充革命军、抗击清军反扑的过程中，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武汉总商会等资产阶级团体，是作了很有成效的支持和接济的。
其余起义省份，立宪派人都曾利用咨议局，不同程度地协助了反清的“独立”运动。当然，大多数的立宪派人并非真心实意地赞成革命，而是采取从权应变的策略。但他们的活动的确有助于起义在各省的胜利，产生了瓦解清朝统治的作用。
在起义各省，首先被举为都督的，大部分是原来的巡抚或新军统制、协统；川、浙两省则为立宪派首领。各省民政长，多由咨议局议长充任。不少省，原咨议局正副议长又多蝉联省议会正副议长。与革命派比，立宪派更富于政治经验，具有更大的活动能量，因此，辛亥全国起义中，立宪派就俨然有纵横捭阖、发纵指示的气派，似乎局势的发展是操持在他们股掌之上。这就使某些研究者产生错觉，认为立宪派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比革命派还要大，或者说是起了主导作用。这种看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倾覆清朝的力量主要是什么？是立宪派人的国会请愿，直至集会通电宣告“独立”？还是革命派领导会党、新军、民军所举行的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显然是后者而非前者。没有连年来群众自发反抗的层见迭起和革命党人反清斗争的频繁踵接，就不可能推动革命形势在全国的广泛高涨；没有革命志士在湖北新军中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化新军的英勇战斗，就没有武昌起义；没有武汉革命军奋起抗击清军，浴血鏖战，就不可能巩固首义的胜利，从而推动全国反清运动的普遍发展和起义在十多个省的联翩告捷；没有这一系列急剧发生的事变，立宪派人也不敢同清廷决裂，或迟或早地站到革命一边来。显然，认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是一种浮光掠影、不符实际的见解。
还应当提到，承认立宪派人在辛亥反清起义中的功劳，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就忽略或抵销他们破坏革命的罪过。事实上，各省立宪派人在附从革命的同时，就开展了攘夺权力，挑拨离间，诱胁革命派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的活动。袁世凯在反扑革命、肆行篡窃的过程中，立宪派是大大助了一臂之力的。
总之，推倒清王朝，立宪派人附义有功；当内外反动势力猖狂反噬时，他们又是助虐有罪。然而，在辛亥全国反清浪潮高涨后，假如立宪派人顽固地站到清王朝一边，人民群众所要遇到的阻力将是极大的。
重新走向分裂
民族资产阶级因政治上饱受清廷假立宪愚弄，经济上又蒙受巨大打击而最终与清王朝决裂，从而导致了立宪、革命两派的联合反清。应当指出的是，两派的联合，仅仅建立在反清的政治基础上，而并非在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上有了共同的语言。所以，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清王朝倾覆已是指顾可待时，对立又很快成为双方关系的主要倾向，其分歧集中在清王朝覆灭后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政权。
革命派被迫对袁世凯妥协，但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真实的、有效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发挥宪法、议会、政党内阁的职能，让袁世凯仅拥有总统的名分。立宪派则与此相反。他们知道，人民向往民主共和的潮流是无法阻挡的，但基于自身同封建势力联系密切的原故，所以希望假民主共和之名，而让袁世凯行封建军阀官僚统治之实。
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王朝的离异导致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联合，那末，清朝倾覆后两派的重新分裂，也能够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动向找到原由。
清朝的倾覆和中华民国的成立，引起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极大兴趣，咸认为“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为了尽快地增殖利润，他们无不急于要求革命尽早结束，好让袁世凯的统治迅速地稳定下来，使他们期待的“产业革命”得以实现。正当他们期待的前景显得很有指望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反袁起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于是完全恢复了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表示支持袁世凯对起义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
二次革命中，各起义省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控制的商会、商团等，都对起义的国民党人采取抵制态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政治态度的转变，牵曳着立宪派和革命派重修旧怨，再度分裂。
（全文将刊于《湖南师院学报》
198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