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列 宁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论文①（我们是从布鲁塞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②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的情形。可是这位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人，这位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代表，在完全离开俄国、离开俄国经验和俄国著作的情况下，向我们提出了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论文正是这样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机会）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1905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代面临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最早的和唯一的先驱者贵族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1905年农民协会③会员和1906—1912年前三届杜马的劳动派④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资产阶级的奴仆、走狗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脏污和鲜血——不是皇帝们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彻头彻尾娼妓化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里的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怎么？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发出光辉呢？不，恰恰相反。这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又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已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它的活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前；后来看到了革命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利，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什么旧的或新的“立宪”皇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涨。
但是中国民粹主义者的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后面这两种政治思想倾向使民粹主义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与民主主义的含义不同，比民主主义的含义更广泛。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的中国人，正在经历这种高涨，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中国农民这样或那样地受土地束缚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
因此，这个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一切法律基础”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
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正处于工业〈即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将大大发展”，“五十年后我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即拥有几百万人口的资本主义财富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截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往往停留在这里。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漂亮而又如此含糊的“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以亨利·乔治式的什么单一税来实行土地国有⑤。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增加的”土地“价值”成为“人民财产”，也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点。⑥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领。
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是什么经济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纲领能够被人接受呢？这是因为必须摧毁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封建主义。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才能在政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各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是极其复杂的。这要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一定要把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正在尽量启发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主动性和勇敢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许多个上海，中国无产阶级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载于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第17号
注：
① 指孙中山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这篇文章的译稿与列
宁的文章同时发表在《涅瓦明星报》上。
② 《人民报》是比利时工人党（改良主义的党）的中央机关报，1884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
③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1905年建立的革命的民主组织。1905年8月和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协会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协会的纲领和策略。农民协会要求政治自由和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对第一届国家杜马采取了抵制的策略。协会的土地纲领包含有废除土地私有制，把寺院、教堂、皇室、阁部和国家的土地无代价地交给农民的要求。协会在自己的政策中曾表现出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协会一方面要求取消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时又同意给地主一部分报酬。农民协会一开始活动就遭到了警察的迫害。全俄农民协会于1906年底解散。
④ 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人民社会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⑤ 亨利·乔治是十九世纪美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他错误地认为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是人们划分为富人和穷人的唯一原因，鼓吹由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土地国有，其办法是对私有土地征收单一的累进税，妄图以此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亨利·乔治的观点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尖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1—19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 258—260页，《列宁全集》第13卷第379页）。
⑥ 指的是：（1）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4—154页）；（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5节；（3）《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第9章第10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