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干部在人民法律面前可以特殊一点吗？ 读者金光彦来信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机关、干部在人民法律面前可以特殊一点吗？
读者金光彦来信编辑同志：
我原是天津市建中企业贸易公司北京粉丝厂的职员。今年三月该公司结束时，我被留下办理粉丝厂未了事宜，同时负责照管工厂房舍。三月末，我因住房（清管局房产）被收回，便征得公司总经理王正伯的同意，迁到粉丝厂居住。
六月七日，北京市人民法院因我公司欠吉林省财政厅债务，派人前来执行查封。执行人要求我代法院保管厂房。
七月二十五日，吉林省财政厅阎禔同志来厂，说京市人民法院将该厂房判归吉林省后，又转卖给海军司令部了。要求我和另一住户（亦系我公司职员）准备交房。我因尚未接到法院方面的通知，对于阎同志所说的话，还不能完全置信。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本段公安分局派出所同志来厂通知，要启封粉丝厂，但未说明我的保管责任应交给谁。同时，阎禔同志和海军司令部的几位同志也来通知我，要我在三日内迁出。我因三日期限太短，不易找到住房；又因公司欠薪还未领到，经济困难，要求延长迁出期限。但海军司令部的王科长光强调公家需房迫切，拒绝了我的要求。最后双方同意由法院处理。
我和阎禔本来预定一同到法院去，但等我吃完饭后，阎已先我而去。午后法院派人到我家里，问我何时可以迁出，我答应至少需时十天。但他因已接受了海军司令部方面的要求，只允许我五天。院子里我还种着菜蔬、玉米等；我要求他们给以相当代价后把作物留下，但他们不予考虑。阎认为这些东西应归海军司令部所有。经我说明这是我响应政府号召自己生产的，并不属于公司，阎即说：“我们不要这些东西，你拔走吧。”他不考虑我的损失。
后来法院同志见我不能接受五天的期限，便要把我带走。我要求他们拿出传票。法院的来人哼了一声，对一位执行员说：“拿传票给他！”但送到我手里的传票，不是我的名字，我当即拒绝了，并要求到派出所去理论。不允，传票送来了，一张是传我的，另一张是传我妻吴漱蕙的。当晚我便到法院执行科，他们要我在次日上午与阎同志共同解决。
七月二十八日，我和阎到了法院执行庭丙组，由李科长亲自询问。他问：“头天传你为何不到？”我答：“到了！”又问：“先传怎不到？”我说：“无传票。”他说：“我们法院派人去就行。”我问：“法院传人，是否该有传票？你们虽曾准备了传票，但不是我的名字，所以我没到法院。”李科长又把话转到搬家问题上，问我为什么还要求赔偿损失。我说：“我种的蔬菜、玉米等，大部未成熟，不能收获。因此，要求收获者付出代价是合理的。这不同于赔偿损失。”李科长问阎：“你们可以给钱吗？”阎说：“司令部没有这笔经费！”同时认为：我是建中公司的职员，生产不属于我。李科长也同意他的说法。我不明白法院为何不先说明不付代价的理由，而要先问海军司令部是否可以付代价？既然这样问，那就是说事情决定于对方付不付。
当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争持不下的时候，李科长叫我先出去。等我回来时，他对我宣布如下的规定：五天搬家，不必取保；十天搬家须取保。问我选择那条。我选择了十天取保的一条。我终于在八月六日迁出了厂房。
对于我的生产品的处置问题，最初我很气愤，想在搬家时把作物一齐拔掉。但经过十天的冷静考虑，理智终于战胜了情感，决定把成熟的和半成熟的棒子摘下，其余都留下了。但当我搬家的那天，有些朋友对此事抱不平，把拔过的棒子踏倒了十几棵。我当时就制止了他们这种泄愤的行为。
八月八日，我的保人接到法院传票，叫他在次日到法院去谈话。他问我为什么事。我也莫明其妙。
八月九日，我们到了执行科丙组。李科长问我为什么把不成熟的棒子都拔掉，并说这是破坏生产的行为。接受房屋者以前自己说是让我拔走，现在又来控诉我破坏生产，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编者同志，总结以上事实，我向你提出一个问题，请予解答：
政府机关与一般人民涉讼，从法院的立场看来。政府机关是否要优于人民？
金光彦
编者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面前，政府机关没有任何特殊的地位。如果金光彦的来信所陈述的全系事实，则北京市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对这件案子的处理是不够公正的。限期迁移是应该的，但在期限的长短问题上，在处理金光彦个人所种的作物问题上，该院审判人员都有偏面照顾海军司令部的表现，这是不应该的。金光彦的来信应该引起各地法院、机关、部队的警惕，要严格遵守人民法律的程序，任何玩法行为和特权思想，都是错误的。这是某些人受了反动统治时期的恶劣作风残余影响所造成的，应坚决加以肃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