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辛亥革命与两党合作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　屈　武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七十年前的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敲响了大清王朝的丧钟，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二十世纪初叶震动世界的一件大事。
1840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用长枪大炮打开了中国封建锁国的大门，从此我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采取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反动卖国政策，“鲸吞蚕食、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迫在眼前。从那时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行了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斗争。从平英团、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是其中最著名的几次革命运动。这几次革命，都带有旧式的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的色彩，最后都悲壮地失败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先生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1885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他奔走呼号，鼓吹革命，亲自组织和发动了10次武装起义，特别是1911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黄花岗之役，震动了全国，鼓舞了民气。武昌首义前夕的清廷，有如风雨飘摇中的大厦，随时都有可能整个坍塌下来。等到武昌城头登高一呼，举国闻风响应，终于迫使清帝逊位，民国成立。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一个大清皇帝，而且结束了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封建帝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要敢于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怀疑，那就是犯了“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以往的农民起义，虽然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但是他们思想上摆脱不了皇权主义的桎梏，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是打倒一个旧皇帝，拥立一个新皇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始终以保皇为宗
旨，拒绝同孙中山合作。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他们进行了长期的论战，完整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共和国成立之初，由孙中山签署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部法典，它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破天荒的壮举，也是对封建主义最有力的批判。
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以后，谁要妄想做皇帝，谁就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1915年袁世凯称帝仅83天，不过黄粱一梦；1917年张勋复辟，只有11天，更是昙花一现。辛亥革命后，任何一个反动阶级和反动派，再也不可能建立起巩固的、稳定的统治。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象走马灯一样上上下下，都不过是历史舞台上匆匆来去的过客。辛亥革命前后，通过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思想，对于君权神授、官僚政治、宗法等级制度、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等封建意识形态，大胆地提出怀疑，广泛地开展批判，促进了人们的思想大解放，导致民主主义精神的高涨，也为尔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了先河。
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得到了亚洲各国人民的支援和帮助。辛亥革命的成功，又大大地促进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他们为民族解放和建立共和而斗争。伟大的列宁曾经高度评价过孙中山先生和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盛赞孙中山先生是
“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使“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列宁的一篇著名论文，题目就是《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光荣旗帜，孙中山先生在亚洲和世界各国享有广泛的尊敬。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历史是不能割断的。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永远怀念为了祖国自由富强而披荆斩棘、英勇献身的辛亥革命先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巍然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包括了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事业献出生命的辛亥革命志士在内。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1961年和1971年，首都和全国各地都曾举行各种活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当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全国将举行更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这对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二、两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
国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发展
辛亥革命发生在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孙中山先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当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被迫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此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广大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致孙先生发出“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慨叹。面临着这种形势，孙中山表现了他作为伟大革命家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继续领导了反袁（世凯）、讨段（祺瑞）的“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弱小，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在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势力的强大压力下，这些反抗也都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亡命扶桑，流寓沪上，在困顿和苦闷中，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探求新的革命道路。
孙中山先生手创的同盟会及其后身国民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过光荣的历史。许多年轻的革命志士，为了推翻清朝政府，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他们的献身精神是可歌可泣的。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反革命势力的威胁利诱，分化瓦解，使国民党起了严重的分化，有的跑到袁世凯那里去做官，有的灰心隐退，国民党本身已经丧失了革命的锐气，孙中山先生本人也陷于深深的绝望之中。“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惊人事业付流水，爱我园林想落晖”。老同盟会员蔡济民的激愤，黄克强的悲凉，都表明了当时革命志士理想的破灭。
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19年，中国爆发了揭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变。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先生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欢迎国际社会主义力量对他的援助，欢迎共产党同他合作，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他亲自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断排除来自党内右派势力的干扰，改组了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甚至毅然决然地宣称：必要时不惜解散国民党，他个人去参加共产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创办了培养革命武装干部的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我就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的。
国民党经过改组，由于共产党员的参加，输入了新血液，增加了新活力，从奄奄一息的状态，成为生机蓬勃的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分子的政治联盟。当时，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中，密切合作，并肩战斗。在军阀势力统治下的北方，共产党帮助国民党发展组织，建立党部。两个兄弟党的办事机关，常常就从一个门里出入。1927年在北京被反动军阀杀害的20位烈士中，有李大钊、杨景山、谭祖尧等共产党人，也有路友于、邓文辉等国民党左派。他们的血是流在一起的。
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很短的时间内，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创建了革命武装，完成了东征，开始了北伐。在北伐军中，不少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叶挺率领的铁军“独立团”，所向披靡，建立了赫赫战功。革命洪流滚滚向前，由珠江流域冲击到大江南北，使反动军阀闻风丧胆，帝国主义胆战心惊。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开始抬头。这时，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勾结混入革命阵营的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掉转枪口，屠杀共产党，镇压革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断送了。
中山先生逝世以后的1926年，我出席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四·一二”事变后，我对于国共两党的分裂，感到非常痛心，表示坚决反对。记得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国民党的22名中央执行委员（包括跨党的共产党员），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央委员宣言》，由宋庆龄同志领衔，我也有幸得附骥尾。宣言坚决拥护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反对破坏两党团结合作的分裂行为。可惜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挽回遭到破坏的大局。而我个人也被迫亡命国外，过了十年政治流亡者的生活。
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十年内战，使日本帝国主义乘机打了进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华北告警，国家命运岌岌可危。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激于民族大义，于1936年12月实行“兵谏”。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反复折冲，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从而避免了国家一场大规模战乱的灾难，也挽救了国民党及其最高当局，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这一新形势的出现，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也得以从国外归来，投身于全民抗战事业。我先后在立法院、陆军大学、军事委员会和作为人民团体的中苏文化协会，以及陕西、新疆等地担任工作。当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以火热的心情，珍惜两党的合作关系，我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终于形成而感到欣慰，同时也为国统区时起时伏的反共暗流而感到焦虑，并且运用我同国民党上层的社会关系，从事民主活动，希望能以我的微薄力量，有助于我们民族的团结抗战大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喁喁望治，国民党最高当局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共两党合作之局又遭破坏，原因何在？结局如何？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我从青年时代起，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到现在已经六十来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我经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两次合作；同时，也经历了两次合作破坏以后的长期分裂。合作与分裂这两种情况，对历史的发展，究竟起到了什么不同作用，历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结果，荡平了北洋军阀，赢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结果，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反之，第一次国共分裂的结果，是十年内战，外寇入侵。第二次国共分裂的结果，人民固然饱受苦难，而国民党本身也被人民所唾弃。
总之，国共两党的合作，国家人民俱受其利，分裂则国家人民俱蒙其害；合则有百利而无一害，分则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三、我期待着参加第三次两党合
作，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由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破坏，造成台湾从祖国分离出去的局面，已经三十二年了，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79年元旦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所说的那样：“自从1949年台湾同祖国不幸分离以来，我们之间音讯不通，来往断绝，祖国不能统一，亲人无从团聚，民族、国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所有中国同胞及全球华裔，无不盼望早日结束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两年多以来，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问题，发布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一再郑重表示在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时候，一定尊重台湾的现实，最大限度地照顾台湾当局的处境：不改变台湾的现行制度；不降低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准；可以保持与各国的民间往来；可以拥有军队以及在人事方面的自由酌定权；不要求台湾实行社会主义，只希望他们能够实行真正的三民主义；最近，叶剑英委员长又进一步阐明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建议举行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一本“天下为公”之旨，以民族大义为重，提出这一合情合理的重大决策，必将得到广大海内外同胞的赞同和响应。
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同时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当前台湾最高当局的决策，是解决祖国统一问题的一个关键。我和蒋经国先生，是同窗老友，总角之交，过去有过一段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历史。对于如何挽救祖国和建设祖国，曾经具有一致的认识和共同的理想。我们曾经在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内，共同战斗在抗战救亡的战线上。从西南到华东的许多地方，都有我俩携手同游的踪迹。忆及当年在赣南闲游，我曾以建千秋功业、为青史留名相期，蒋氏曾谓：“羽毛未丰，不可高飞。”现在时移势异，老朋友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高飞之势已成。我由于对祖国爱国情殷，对老朋友关心深切，本着“君子爱人以德”的意思，向蒋经国先生进一言。
民族要团结，国家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谁能顺应历史潮流，为实现这个愿望而作出贡献，谁就会被人民弦歌丝绣，奉为历史和人民的功臣；谁要拂逆民心，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谁就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认为，国民党的出路在于国共合作；台湾的出路在于祖国统一。至于说如何统一，统一到哪里？这要正视现实和历史情况。我国有十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台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省。祖国政府不要求台湾按照大陆的模式改变其现行制度，台湾方面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大陆屈从台湾。我认为大陆与台湾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完全可以长期并存，取长补短。至于将来如何发展变化，可以由我们的后人去选择、决定，因此，当前在处理祖国与台湾的关系上，根本不存在谁统一于谁的问题。
说起来，我们都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个人的自然生命毕竟有限，而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振兴才是千秋大业。应该趁有生之年，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结下的历史疙瘩，由我们自己来解开，不要给后人留下无穷之患。这就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中山先生一贯教导我们，要“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先岳丈于右任先生，亦曾以一联书赠蒋先生：“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这是有深刻含意的。关键在于一人，决心在于一念。记得留学异邦时，我与蒋经国先生情同手足，知无不言。当年蒋氏风华正茂，每当论及民族的危亡，辄拍案而起，语惊四座，于今思之，犹如昨日。当此历史重要关头，尤望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明照机先，果断抉择。局促东隅，终非久计，一切操之在己一念之间，就可造福斯民、流芳百世了！
至于我个人，生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中，对祖国对人民却很少贡献，实有愧于际遇这一伟大的时代。我曾经亲身经历了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直到1949年初，我还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之一员，参加北平和平谈判。这次谈判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告失败。现在，我虽已届八十三高龄，只要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我很乐于飞越海峡，与台湾当局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共商国家大计，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且永久合作下去！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自从辛亥革命后的七十年间，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三十二年来，由于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捣乱，以及自己工作中的失误，使我们的事业遭遇到一些挫折。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拨正了航向，我们祖国社会主义的大船，又乘风破浪地朝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前进！
在我们祖国的悠久史册上，历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分裂总是短暂的。中国要统一，搞分裂不得人心。台湾和大陆不应该也不会长期分裂下去，这是台湾和大陆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希望台湾的朋友们也同我们一起，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共同努力，这才是我们对于辛亥革命的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