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与辛亥革命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

沙俄与辛亥革命
余绳武
1911—1912年，沙皇俄国企图破坏辛亥革命，并利用中国当时的动荡局势，在长城以北展开领土掠夺活动。这是辛亥革命历史的一个侧面。
以扩张领土为主要目标，沙俄在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间两次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攻势，严重地损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因此，反对沙俄侵略便成为当时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沙俄的侵略正是最终引起辛亥革命的远因之一。
沙俄的第一次猛攻始于1896年，迄于1904年，中心目标是鲸吞东三省。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1903—1904年，留日学生和上海、北京等十几省市的知识分子奋起斗争，号召抵抗沙俄入侵，并先后成立拒俄义勇队和争存会、爱国会、拒俄会等救亡组织。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横加镇压，迫使爱国人民不能不把这个斗争锋芒指向卖国政权。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例如陈天华、徐锡麟、方声洞等人，就是从参加拒俄运动进而投身反清革命的。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也是在拒俄运动的影响下成立的。
沙俄独占东三省的野心，激化了它同日、美等国的矛盾，终于引起日俄之战。这次瓜分中国土地的帝国主义战争，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震动，当时正在日本学医的鲁迅就是其中一个。日俄战争以沙俄的惨败告终，中国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沙俄这个庞然大物败于日本，证明“专制政体必不能立于二十世纪之上”。
他们因此更加深切地感到：必须立即变革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
日俄战争后，沙皇政府不得不暂时放慢侵华步伐。但到1910年左右，特别是第二次日俄协约的缔结，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的实力地位。
1910年12月，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研究侵华方针。1911年2月，沙俄公使廓索维慈照会清朝外务部，提出俄国有权在新疆、蒙古继续进行免税贸易及增设领事、购置土地等六条要求，不久更悍然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内接受全部要求，否则将“自由行动”。
沙皇政府的蛮横行为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应。清政府对俄国屈服投降，更引起人民群众极大不满，刺激了革命浪潮的进一步高涨。正如早期苏联学者阿瓦林所说：“北京政府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是中国1911年革命的直接推动力之一。”
列宁在1912年3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沙皇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它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这就是沙俄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
在帝国主义列强中，沙俄是最先对辛亥革命进行干涉的一个。早在武昌起义许多天以前，汉口俄国租界当局就侦骑四出，“大力协助中国警方搜寻革命党”，积极向当地清政府提供线索，“以便逮捕那些有从事革命活动嫌疑的分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最初估计它只是地方性的动乱，认为清军极可能“成功地将起事者镇压下去”，悍然拒绝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直到革命军连胜清军后，俄国总领事才不得不于10月18日宣布“恪守中立”。尽管如此，沙俄并没有丝毫改变敌视中国革命的立场。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亲自致函陆军部，迫不及待地要求马上增派几个步兵连前往汉口“捍卫”俄国的“重大利益”。
然而在沙俄的侵略计划中，增兵汉口毕竟只占次要地位。与此同时，沙皇政府正策划一项更重大的行动——联合日本对辛亥革命进行大规模干涉。当时由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在干涉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沙俄的这一个计划才落空了。
11月中旬，中国革命浪潮继续高涨，全国大多数省区已相继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同月15日廓索维慈致电尼拉托夫：“必须考虑到，如南方一旦独立，中国南北之间将不可避免地立刻呈现对峙状态，而由于地理条件，我们同中国人的摩擦将完全集中在北方，因此南方人是我们的天然同盟者。”这就是说，俄国应当利用可能出现的南北长期对立的局面，实行远交近攻，联合革命党人共同对付清政府，以便实现其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不久南北双方开始酝酿和谈，这一新的形势使沙俄远交近攻的打算失去了根据，于是它立即改变主意，重新打起“正统主义”旗号，以亚洲宪兵的面目出现在远东政治舞台。
12月15日，俄国驻华代办谢金冠冕堂皇地提议各国公使共同向南北双方发出照会，要求迅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从表面看，谢金的倡议似乎与沙俄瓜分中国的一贯方针很不协调，但实际上恰恰是实施这一方针的巧妙手段，因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调停”，归根到底是干涉中国革命的一种方式。沙俄估计到：如果这种“调停”归于失败，如果事态发展到必须用外国军队在中国建立安宁秩序，那末为此就需要有大批军队，在远东只有沙俄和日本拥有这样的兵力，这一任务必将主要由他们来承担，于是沙俄便可以如1900年一样，借集体武装干涉的名义在中国为所欲为了。
素持“静观”态度的日本政府这时也认为机不可失，对进行“调停”异常积极。但是日本和沙俄的野心受到了其他侵华国家特别是英国的抵制。
辛亥革命迅速走上了失败的道路。袁记民国的产生已是势所必然，于是给予法律上的承认，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上了帝国主义的议事日程。
沙皇政府力图利用承认问题对袁世凯进行敲诈勒索。
1、勾结喀尔喀叛匪攻占科布多地区，由哥萨克兵将中国行政官员“护送”出境，基本完成了对外蒙古全境的占领。
2、同日本签订第三次《日俄密约》，将整个内蒙古和东三省西部划分为它们的特殊利益范围。
3、继续支持呼伦贝尔叛乱，并同叛匪签订一系列合同，攫取了采矿、伐木、捕鱼等经济特权。
4、无视《中俄改订条约》关于期满修约的规定和中国的修约要求，单方面宣布该约有效期延长十年。
5、出兵镇压伊犁、喀什噶尔等地的革命运动和抗俄斗争，进一步强化对新疆的军事控制。
6、参与订立“善后借款”，剥夺中国盐政主权。同时迫使有关各国承认：国际银行团的活动不得损及俄国在北满、蒙古和新疆的特殊利益。
这个单子表明，沙俄在1911年来不及攫夺的权益，大部分在袁记民国初期相继攫取到手。
（全文刊登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