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中国人
石琴娥
今年5月，我参加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首届国际斯特林堡戏剧节和学术讨论会，在那里呆了15天，感触颇多。
离开瑞典二十年了。如今重来旧地，发现这个我所熟悉的城市竟已变得那么陌生：昔日的市中心已翻拆一新；豪华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立体式高速公路上，长串成行的小卧车不见首尾；街上整洁美观；行人大多服饰鲜明……显然，这个国家是更加繁荣富足了。然而，使我感受最深的却莫过于中国人的形象在瑞典人民心目中的巨大变化。记得二十年前我踏上这个城市的时候，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已好几个年头了，但是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常常有孩子们跟在身后叫喊着“日本人，日本人”。有时也有些成年人走上来打招呼：“您是日本人吗？”有些人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客气而又好奇地问长问短：“中国妇女如今还裹足吗？”“中国男人是不是都不留辫子啦？”“中国男人还可以纳妾吗？”……这些往事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我至今还分明感到当时面对这类问题所引起的窘困、尴尬。是的，问者并不都心存恶意，多半是出于不了解，可我象是被人往正在结痂的伤疤里撒了把盐一样地渍得钻心疼痛……我还在欧洲的一些大博物馆里看到过陈列着的各色大烟枪、绣花小脚女鞋，以及许多来路不明的我国珍贵文物，大到一人多高的石碑，小到珠宝金玉。这些镌刻着我们民族深重苦难和耻辱的实物，也曾经使我痛心疾首……。
这回一到斯德哥尔摩，我就去会朋友。途中在露天咖啡馆憩息时，有位老人笑呵呵地凑上来问道：
“您是中国人吧？”随后一些年纪较轻的男女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有的说他全家参观过圣·爱立克斯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对中国工农业发展印象很深刻；有的说为了看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会和艺术团体的演出，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买到票；有位年轻女护士说她正在攒钱，争取明年到中国旅行，亲眼看看中国在医护工作方面的成就……在我的印象里，瑞典人沉默、内向，不喜欢同陌生人畅谈的，可是在这次邂逅中，他们却象遇到多年不见的老友一般亲切，谈得很多。
几天后，我那肠胃渐渐不能适应每天丰盛的黄油、面包了，多么想吃一顿家乡饭菜啊，哪怕吃几块咸菜也舒服。于是我到街上一家中餐馆去晚餐。这家餐馆二十年前我来过多次，如今面目依旧：门口几个硕大的宫灯，两旁朱红泥金的中文对联，居中一块黑底金字的中文招牌；饭厅里铺着大红地毯，四周墙上挂着中国字画，显得雅致、舒适。我坐定点菜，餐馆的朱老板从柜台上迎了出来。二十年不见，他竟一眼认出了我，彼此都很兴奋，少不得添菜斟酒、叙谈起来。他讲到，二十年前整个斯德哥尔摩只有两三家中国餐馆，现在已增加到二三十家，仍然生意兴隆，每餐席满。他乐呵呵地说：“瑞典人如今也挺想了解中国，到中国旅游成了热门，往往要一年半载之前预订票子。要是同我当年到欧洲来做工谋生那阵子相比，中国人的地位真是天上地下，没法说，就是同你当年来此地的光景比较也大不相同啦。那都是托福我们的祖国繁荣强大！”
我凝神听着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倾吐，不禁浮想联翩……
中国人在国际上和各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确是由于我们祖国的日益繁荣和强大所赢得的。半个世纪以前，中国人被称为“支那佬”（Chinaman），是“苦力”的同义词。而今呢？有位瑞典朋友以十分钦佩的口气告诉我，中国留学生都很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在北欧一所名牌大学的某个系，前十几名全都是中国留学生。她说：“你应该为这些年轻人感到骄傲。”的确，我应该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远在灯红酒绿的异国他乡，不忘祖国赋予的重任，“三年不窥园”，心无二致地专注于学业，为祖国、为中国人争气。我还应该为我们老一辈的学者、作家感到自豪。瑞典文、史、考古科学院副院长尤让·马尔姆奎斯特教授（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马悦然）谈到去年巴金、夏鼐、冯至和夫人姚可昆教授等访问瑞典时，在瑞典的文艺界和学术界中引起巨大反响。这位精通中文的瑞典汉学家对冯至的十四行诗大为赞誉，说他曾反复吟哦，逐字揣摩，颖悟出原诗的意境，觉得诗品很高。如今，巴金的《家》、《寒夜》和冯至的十四行诗选都已译成了瑞典文。我们的老前辈们以自己的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为中国人争了光。
一天，我抽空去逛了繁华的商业区国王街，看到好些商店的货架上陈列着不少中国出产的日用品，如热水瓶、闹钟、玩具、童鞋、服装和罐头食品等等。我油然想起五十年代我第一次在斯德哥尔摩买到从祖国来的商品的那种狂喜的心情。那是装在一个玻璃纸袋里的五块上海产的高级香皂。可当时也带着一丝憾意，因为它的价格低得出奇，这么一口袋香皂还抵不上别国生产的一块低档肥皂。非但如此，这些香皂是堆放在杂货店大门的箩筐里听凭顾客自拣自取的。箩筐里的那些商品，只是店主为了招徕顾客而连卖带送的“广告商品”。后来，我在一家百货店里又买到了一件上海生产的羊绒衫，也是从堆放在门口的“广告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价格同样低得出奇。
使人高兴的是，今天中国货已经登堂入室，整齐地码放在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同瑞典本国货和其他国家的进口货并列在一起了。我拿起这些中国产的日用品同其他商品细细作了比较，它们在价格上仍是比别国产品便宜得多，在质量上也相差无几，只是款式的新型、色彩的鲜艳，尤其是包装的精美方面相形见绌。我在欣喜之余，不免带有一丝憾意。而且除了瓷器、地毯和手工艺品之外，大多数中国货差不多都是夹杂在低、中档商品之中，高档商品里很难见到。至于电视机、冰箱之类的家用电器和照像机、手表等高级耐用消费品，除了瑞典本国货之外，大多是日本、西德、荷兰的，尤其以日本货为最多，中国货根本见不到。感慨之余，我不禁想：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货才能够不但远销国外，而且不论是产量、质量、款式等各方面，能够真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同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相称的地位和竞争能力，为中国人争气争光呢？
回国之前，我参加了瑞中友好联合会组织的一次联欢晚会。记得这个对华友好组织，五十年代初草创时期只有三十来个会员，连个固定的会址都没有。二十年后，它面目一新：不仅在全国各地拥有几十个分会和数量可观的会员，而且出版有彩色的《中国报导》会刊，拥有一家业务蒸蒸日上的旅行社，并且在国王街上开办了一家很有气派的商店，专门出售中国商品和书画。在这次友好气氛浓郁的晚会上，我听到了朋友们不少好心的建议。有位朋友直率地说道：“你们不会做生意，也不去钻研怎么做生意。去年中国女布鞋在欧洲流行一时，姑娘们竞相争购，有的女学生买不到还哭鼻子。各家商店全都脱销，急得打电报到中国去催要。可是左催右盼，杳无音信。很久以后收到回音时，这股时兴的热劲已经过去了。”有位朋友说：“中国的自行车质量好而价格低，很容易打开销路，可惜欧洲都是惯用脚闸，而中国的自行车都是手闸。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提出意见，希望中国生产和出口一些高质量的自行车，至今不见回音。其实这不是什么难事，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动动脑筋搞出来，也好给实现四个现代化多积累一些外汇呢？”从晚会上出来，走在5月的斯德哥尔摩的街上，我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记得有些外国历史书往往把十五世纪以来的中国称之为“重商主义”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注重做生意和会做生意的吧。难道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反而不如祖先了吗？在法语中，“中国人”这个名词有个派生词叫“Chinoisere”，意思是具有中国艺术特色和风格的。不过，它有时也可以转意引伸为官场的繁文缛礼，或是拖拉作风。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中国人，这个值得我们自豪的称号，以后会怎样呢？有句俗语说：“张家的金褥子，李家的银褥子，总不如自家的破褥子。”不眼红他人财物的品德和热爱自己故土固然足以称道，但是，如果能凭着我们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把自己家里的那床破褥子换成一床银褥子甚至是金褥子，不是更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