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谏官制度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历史知识

唐代的谏官制度
蒲坚
以唐太宗为代表的唐朝几个皇帝，都很重视纳谏和谏官制度。谏官出入禁中，职掌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旧唐书·白居易传》）谏官在维护封建法制、加强地主阶级专政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唐统治者注意“纳谏”和对谏官的重视，唐代谏官组织得到发展，并形成一套制度。例如贞观元年以后，每当宰相入廷商议国家大事，都要使谏官随入，遇有失误，即行论谏。谏官入内廷预闻政事，叫做“入阁”。凡诏敕经门下省，如发现有不当之处，可以封还，叫做“封驳”。也可于敕书后面用黄纸加上批语，叫做“批敕”。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四月敕令：“自今以后，谏官所献封事，不限旦晚，任封状进来，所由门司，不得有停滞。”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九月十日敕：“谏议大夫论事，自今以后，不须令宰相先知”，而直达皇帝。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四日敕：“两省（指中书省和门下省）谏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论得失。”（以上引文见（《唐会要》卷五五）
由于唐统治者注意“纳谏”和对谏官的重视，出现了许多敢于进谏的朝臣。不仅唐初的几个宰相多以谏诤为己任，德宗时，宰相李泌也曾对德宗说：“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新唐书·李泌传》）杜甫在肃宗时曾经担任过左拾遗，安史乱后，唐室衰微，但他的爱国忠君思想仍然不减。他在《北征》中说：“虽乏谏诤恣，恐君有遗失。”唐代一些时期，求谏直言，成为一种政治风气，这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是很难得的。
由于谏官职任重，故唐统治者对其人选要求甚严，须“擢才而居”。谏官其选虽重，但其秩往往甚卑。所以然者，在白居易担任左拾遗后的奏疏中说得很清楚。他说：“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旧唐书·白居易传》）这一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唐统治者所以如此注意“纳谏”和重视谏官，首先是吸取了隋朝失天下的历史教训。唐太宗从隋炀帝覆灭的教训中，察觉到独断专横的弊病，因此很注意听取臣下不同的意见。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贞观政要》卷三）《贞观政要》一书提到勇于进谏的魏征的地方有70条，其中39条涉及到隋亡之事。《隋书·炀帝纪》中列举了许多导致隋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隋炀帝“护短拒谏”，“偏信佞臣”，以致“除谏官以掩其过。”唐太宗经常反复告诫臣下，要他们随时提醒他“思隋氏灭亡之事”。（《贞观政要》卷二）在《贞观政要·求谏》中，还记载着唐太宗向杜如晦提出的保证：对臣子们为匡正他的过错而进的诤谏，他将“终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责怒”。这样，在中央政权内部，特别是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虞世南、长孙无忌等人，便经常以隋亡的教训向他提供建议和进行诤谏，他往往欣然接受。唐太宗为了总结历史上各朝的统治经验，特别是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还作有《帝范》一书，共十二篇，其中《纳谏篇》曾经谈到历史上的昏君往往是“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因此，“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结果造成“身亡国灭”，“此拒谏之恶也”。
封建法制是代表封建地主阶级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我国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对封建法制的建立和贯彻执行都是很重视的。谏官的职责之一，就是监督法制的实施。开元十二年四月唐玄宗曾下诏，要求谏官对“除拜不称于职，诏令不便于时，法禁乖宜，刑赏未当，征求无节”等事宜（《唐会要》卷五五）提出意见，进行纠举。谏官自己也以监督法制的实施为己任。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六月，秘书郎阳城为谏议大夫时，陆贽等遭受谗毁，德宗怒，“势不可测，满朝无敢言者，城闻而起曰：‘吾谏官也，不可令天子杀无罪人’。”（《唐会要》卷五五）
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纳谏也是很重要的。贞观四年（公元630年），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臣闻阿房
〔宫〕成，秦人散；章华〔台〕就，楚众离；乾元〔殿〕毕工，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唐太宗谓张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唐太宗终于接纳玄素的进谏，“所有作役，宜即停之。”（《贞观政要》卷二）
应该指出，称为“虚心纳谏”的唐太宗，也并未“慎终如始”。唐太宗在临死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不听谏诤，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修建玉华宫，耗费以巨亿计。然而唐代封建政治经济所以能够达到高度繁荣和发展，出现“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各方面的因素很多，但与当时统治者能够“纳谏”和重视谏官制度，随时调整政治经济以至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关系的。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这一点。例如，德宗时的宰相陆贽曾说：唐太宗“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陆宣公奏议》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