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回忆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点回忆
胡风
1937年8月上海抗战打响后，我自己弄了点钱（数目很少），出版《七月》。当时是篇幅不大的旬刊或周刊，出了三、四期。9月底或10月初，到武汉改出《七月》半月刊，是10月中旬出第一期。当时办登记，发行并垫款等，是友人熊子民
（当时替党做社会活动，董老的朋友，现任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七月》社通信处也在他家，我自己住在武昌友人金宗武家花园旁的一间小房里（他解放后入党，后病故），吃也在他家，每天大概去汉口一次。
《七月》出版，最初是自己印，托书店卖的，每期交二三百本给八路军办事处，托他们带进延安，分送些，也卖些。后来由书店出，也寄赠给少数在延安有关系的人们，也常有延安的同志和八路军寄来的文稿。可以说，《七月》在延安是被熟知与信任的。
《七月》在武汉是10月中旬出第一期，有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专辑。《毛泽东论鲁迅》是在第十期（1938年3月1日出版）上发表的。记得稿子是从武汉本地寄来的，署名“大漠”。这在记忆中很清晰，“大漠”署名写得清秀，是毛笔字。在题目与正文之间，或者在正文后面有附记，声明是毛主席的讲话，他记录下来的。并附有短信，说他是从延安出来的，通过武汉去新四军工作，但这是他信上明说的，还是我依据信上的话猜测的呢？记不起了。估计是后一种情况，因为信上应是不会明说的。
看到文章后，我非常高兴。当时有些人，一直抱有轻视以致敌视鲁迅的态度，常借机暴露出来。鲁迅虽死，但并未“盖棺论定”。抗战发生后，大都陶醉在抗战的热烈台词里面，更不觉得鲁迅的什么在抗战中还有作用了。这是和论断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中期鲁迅的战斗和左翼文学情况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大概是1936年4月底或5月初吧，雪峰从陕北回上海后，才知道了毛主席对鲁迅有很高的评价，但也是语焉不详的。现在看了这一篇，想不到毛主席对鲁迅有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虽然和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结论比，这还是初步的看法，但在我已是喜出望外，解除了多年来心头的重压，极其高兴地发表了。我没有附加按语，虽然放在第一篇，但因为文章的文字数恰好排成一页，也没有改用大一号的字体（好象当时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照我一贯的编辑态度，如果不作分析说明，就决不作简单的论断，使读者先入为主，而宁可直接诉之于读者的理性判断，这才有助于养成读者的理性感觉，并造成非盲目性的舆论。
我觉得记录文字诚实明白，记录者是能文的。我当时认为，记录者大概是做政治工作或军事工作的共产党员。他记录了这个讲话，是从革命事业上着眼。觉得有这个责任。并不仅是从文学上看，更不是为了自己出一次名，所以用了显然是笔名的署名。这个署名使我觉得他不是赶表面热闹的人，但也许我是受了古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我感情上留下的宏伟气魄的影响。他再没有来信，加深了我这点估计，他做他份内的事去了。对这个记录者，我一直有点怀念感情的＊。
文章的发表，完全是我自己作主，没有与任何人谈过。我平时发表初见名字的投稿者的来稿，也从没有向熟悉的作者说过他们的情况。在国民党统治下，由我发表过作品的作者，在那样的环境内是有惹起麻烦的危险的。
当时没有这个认识：应该先请周副主席看一看，是不是可以发表。后来雪苇在延安
（记得他编过《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给我来信，提到一件事：大概是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教什么，其中提到了《七月》，毛主席回信说《七月》很好。他提到这件事，说这是《七月》的光荣。我1945年在重庆见到毛主席时，他也说我过去的刊物他是看的，但近来没有时间看。那当是指当时的《希望》。我提到这些是为了说明，毛主席是看《七月》的，那“大漠”的记录他一定看到过，显然认为与他的原意还是符合的，否则他一定会向雪苇或我指出来。
＊最近得知，“大漠”是真名，这位同志一直在忠诚地为党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