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的深思熟虑——论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思想家的深思熟虑
——论鲁迅对社会主义文学的观察和思考
严家炎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随着世界观的变化，鲁迅愈来愈注视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他更注意观察“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等人的重要文艺论著以及联共关于文艺政策的辩论材料，译介了许多苏联作家的作品，并且写了大量序跋和评论。在鲁迅看来，要使中国左翼文学得到健康发展，必须研究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1931年，他在翻译出版了法捷耶夫的《毁灭》“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之后，曾向瞿秋白提出过这样深谋远虑的建议：“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绍介，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苏俄〕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似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到逝世之前，鲁迅论述、介绍苏联作家作品和研究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文章，总数竟达七八十篇以上。这些文章往往包含着许多精到的意见，显示着他思想家的深思熟虑和文学家的真知灼见，至今读来仍有新鲜之感，对我们启示颇多。
重视社会主义文学内容的真实性，是贯穿在鲁迅这些文章中的一项根本精神。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代表新兴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文学，自然更不例外。因此，鲁迅将反映生活的真实程度作为衡量苏联各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鲁迅认为，《毁灭》的重大成就正在于它那现实主义描写所具有的极大的真实性。例如游击队领导人莱奋生，就是一个具有弱点的人物，并无“神力”可言，甚至在危急情况下还有举止“失措”的时候；但他毕竟自觉地把个人的命运“和穷困的大众联结”在一起，严于律己，勇于磨炼，表现出坚强沉着、公而忘私的品质，因而在游击队余部中受到敬重。作品真切可信地写出了这一切，就使人物成为“真的活的人”。鲁迅用反话赞美道：“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又说：“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鲁迅尤其赞赏《毁灭》对小知识分子美谛克的真实描写，认为“解剖得最深刻”。二十年代末期，“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先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但正如鲁迅所说：“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鲁迅就从文学内容的真实性上，注意剖析了这两类作家作品的不同点。“同路人”作家具有较多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作品也能表现出相当的生活真实，有的写得还很有特色。但是，同无产阶级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的真实性往往表现出局限：一是不能刻画坚强的革命者形象；二是对某些小生产者和知识分子的弱点很少严格的深刻的解剖。鲁迅一方面充分估计生活本身的复杂性，承认艺术真实的多样性，绝不对文学内容提出刻板划一的要求，绝不提出“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一类简单的责难。在《〈十月〉后记》中，鲁迅就认为“革命之时，情形复杂”，雅各武莱夫那些阴郁哀惨的描写，“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在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又说到《十月》所描写的“确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但另一方面，鲁迅认为各种各样的真实，其意义并不相等。有些只是局部范围内的真实，有些则对全局都有重大意义。对于雅各武莱夫的《十月》，他就给了这样的评语：“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的《溃灭》（即《毁灭》——引者）在。”恩格斯曾经认为《城市姑娘》表现伦敦东头的工人生活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从大的时代环境来要求，则“不是那样典型”。鲁迅谈论社会主义文学真实性问题上的这些意见，正是和恩格斯给哈克奈斯信的精神相一致的。
社会主义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出革命和建设的真实？鲁迅从十月革命后苏俄文艺界的实际变化中，从阅读、翻译苏联作品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作家必须成为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参加者”。1925年12月，苏联诗人叶遂宁在苦闷失望中自杀；第二年，小说家梭波里又因世界观中剧烈矛盾而走上同一道路。鲁迅在1927年写的《革命文学》、《在钟楼上》二文中，就叶遂宁、梭波里事件明确地总结了教训：“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诗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而现实的革命倘不粉碎了这类诗人的幻想或理想，则这革命也还是布告上的空谈。”稍后，当鲁迅有机会读到苏联文学中一部分优秀作品时，他的这个看法变得更为坚定。他认为，《毁灭》中极出色的几章，“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又在《〈毁灭〉后记》中赞美道：“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鲁迅认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无论在题材或描写上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确有其重要性，但比较起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有其先天不足之处。在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中，他直率地指出了这一点：“《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那时并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究竟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其故可想。”鲁迅还指出：“同路人”作家之所以和无产者作家显得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自己究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在1931年7月作的讲演《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更将这一思想联系中国文艺界的现实加以发挥，并使之理论化，他说：“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鲁迅阐述的这些思想，体现着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客观规律，已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十年代苏联无产者文学和“同路人”文学的歧异，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待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艰险、错误、挫折以及其他种种阴暗面的认识和态度上。这里有回避、热衷和正视而能正确处理三种不同的情况。应该说，鲁迅对苏联二十年代无产者文学中那种“一意赞美工作，属望将来”颇有无冲突论味道的写法，显然有所保留。但苏联当时那些优秀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还是敢于正视、敢于表现革命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以《毁灭》为例，它写了一支游击队“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150人只剩了19人，可以说，是全部毁灭了。”它还写了重伤者弗洛罗夫在无法可想时终于服毒身死等内容。但是，作品尽管写了这些，却并不给人悲观绝望之感，反而使读者坚信他们事业的正义性，坚信革命者即使牺牲，革命的事业终将取得胜利。正象鲁迅所指出的那样：“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这些描写使人激动，但并不给人沉重的压迫感。而在有些“同路人”作家的作品中，情况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它们之间会有这样大的不同？是不是“同路人”作品根本不该写到革命生活的阴暗面？鲁迅认为，关键不在于写了革命生活的阴暗面，关键在于作者有没有革命的全局观念，有没有从革命的全局来正确看待这些阴暗面。从局部看，革命中的痛苦和污秽是使人难过的，但以此为代价，得到了新生，这就是关系到全局的胜利。因此，鲁迅在主张作家要正视现实，不回避阴暗面的同时，认为无产阶级的作品应该显示革命发展的基本趋势，有表现“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而“同路人”作家由于不从革命的全局着眼，只盯住阴暗面本身，便不能正确表现。鲁迅在1933年6月26日致王志之信中说：“《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这是对《十月》这类作品及其作者的切中要害的批评。鲁迅还反对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心理来观察和描写阴暗面，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中，他对怎样看待游击队在危急时毒死弗洛罗夫的情节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而告诉人们，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脆弱心理去写革命的阴暗面，常常容易有意无意地走上歪曲革命的道路。鲁迅的这些论述，至今对我们的文学创作还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在思想观点、感情倾向上，鲁迅向来主张较严格地区分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界限，而不是混淆这种界限。1926年7月写的《马上日记之二》、《〈十二个〉后记》中，他认为：对于毕力涅克，“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并且称勃洛克为“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把当时通常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代表的美国的辛克莱、法国的巴比塞，如实地说成为“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的作家，主张译介他们的作品后给以“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记中，他甚至特意指出：“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可见，在划清思想界限这一点上，鲁迅的主张是相当严格的。他赞同这样的说法：“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但是，在文艺政策上，譬如说社会主义时期允许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存在这类问题上，鲁迅的主张显然又是相当宽容的。他固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论调，却也不赞成“拉普”以及一切“拉普”式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行政命令主义的“左”的政策，而是主张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允许文艺作品自由竞赛和文艺理论上的自由讨论。在《〈竖琴〉译后附记》中，他说：“这篇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无产阶级文化倡导者——引者）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在1929年写的《〈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鲁迅对卢那卡尔斯基十月革命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作了这样的评价：“两篇系合三回的演说而成，……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指导者的保存、启发、鼓吹的劳作，说得十分简明切要。那思虑之深远，甚至于还因为经济，而顾及保全农民所特有的作风。这对于今年忽然高唱自由主义的‘正人君子’，和去年一时大叫‘打发他们去’的‘革命文学家’，实在是一帖喝得会出汗的苦口的良药。”在1933年写的《关于翻译（上）》一文中，鲁迅甚至相信苏联“很可能”为帝国主义作家出选集（实际上指为法国作家倍尔德兰出选集——引者）。在鲁迅看来，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得巩固和有信心的标志：革命的“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那么，这两个方面——文艺思想上坚持无产阶级标准的严格，与文艺政策上社会主义的前提的宽容，又如何统一起来呢？鲁迅认为，关键就在于加强文艺批评。健全的批评，不但可以“灌溉佳花”与“剪除恶草”，而且可以从根本上锻炼提高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鲁迅甚至把正确的批评比喻为“文学的铁栅”，足以使“帝国主义者的作品”成为毫不可怕的“动物园中的虎狼”。既然提倡批评，自然也允许反批评。所以，在《看书琐记（三）》中，他又说：“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坛已经干净，那所得的结果倒是要相反的。”鲁迅还在一些文章中阐明了这样的思想：对于作家，应该允许他们在实践中去解决某些思想认识和感情上的问题，而不是等他们把思想问题解决好了之后再允许他们去实践；对于作品，应该注意把握其总的倾向，而不是只根据某些局部内容甚或片言只语来武断地进行批评。所有这些，都是鲁迅总结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实践经验之后提出的一些极为剀切的意见。
鲁迅对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学问题的观察颇为深入，思虑颇为精到，内容相当丰富。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详述，只能择其要者作上述介绍和说明。尽管时间已过四十多年，但鲁迅意见的基本精神，对我们的文艺工作仍有很大价值，有些意见则可以说还有相当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重视和珍惜鲁迅留下的这笔极其宝贵的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