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献身精神——记著名科学家彭加木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献身四化的人

可贵的献身精神
——记著名科学家彭加木
杨忠华 吴英熙 蔡云水
彭加木，这位优秀的著名科学家已经遇难一年多了，可是，他的献身精神，他的科学事业，却象磁石一样，紧紧地吸引了人们的心，激励人们前进。
边疆更是乐园
1956年，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时，中国科学院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到边疆调查资源。彭加木向组织上提出了要求，还给郭沫若院长写了一封满怀激情的信：
“我志愿到边疆去，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当时，有的同志劝他留在上海，说上海条件好，容易搞出成绩来。彭加木回答：“就研究工作和生活条件来说，上海、北京都是乐园，我也很爱这样的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需要建设更多的乐园。我刚三十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是，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地方。”
正在这时，研究所要派一个人出国学习核磁共振新技术，组织上考虑派他去。这项新技术正是彭加木在大学读书时所向往的专业。是出国，还是去边疆？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把出国学习的机会让给其他同志。他对研究室的党支部书记说：“去国外学习，条件较好，适合去而愿意去的人较多；到边疆去，比较艰苦，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彭加木来到了云南。在这个素有“植物王国”之称的地方，进行野外考察，采集标本，做实验分析……。
彭加木来到了新疆。在这个辽阔的土地上，有着极丰富的自然资源，然而，那儿的科学研究工作，却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他忘我地投入了工作和考察。
彭加木来到了海南岛和雷州半岛。在这里，他了解了我国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综合研究和开发的前景，考察了热带经济作物的栽培情况。他兴奋地说：“到了边疆，我的学术思想更加活跃了，眼界更加宽广了，看问题比从前全面得多了。我开始关心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重大问题，而从前，我仅仅关心个人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某个课题。”
然而，正当他象雄鹰一样在边疆展翅翱翔的时候，突然患了纵隔障恶性肿瘤，送回上海，住进了中山医院！
在治疗中，彭加木两次病危，医生曾填了“死亡通知单”，但他以顽强的意志与病魔进行搏斗，经过3个多月的大力抢救和治疗，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且出院了。医院通知研究所：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得到了控制，但随时都可能复发，因此，只能做些轻微工作，不能离开上海。
但是，彭加木的心早已飞到边疆去了。1957年9月9日，他在给组织上的报告中写道：“如果我能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就没有理由说不能在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或困难，都不能摧毁我对工作的信心。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建设边疆，我甘愿忍受一切痛苦。”
1958年3月，一个险些被癌症夺去生命的人，又顽强地踏上了漫长的征途。
当时的新疆分院，正处在创建时期，条件极为简陋，连实验桌也没有，彭加木只得把装仪器的木箱竖起来当实验桌；没有自来水，就把水桶架高，用橡皮管把水引下来……。人们常常说：彭加木同志是新疆分院第一个化学实验室的创业者。从实验室的基建、设计、布置，到仪器的购买、安装、调试，以及人员的培训，都是他帮助搞起来的。
作革命的铺路石子
彭加木在科研工作中不仅是一个拓荒者、创业者，而且还是一颗革命的铺路石。
六十年代，他在所里出色地完成了好几台大型精密仪器的安装、调试任务，掌握了从操作到维护的一整套技术。其中象高分辨电子显微镜分辨率的测定，当时在国内还是空白。彭加木花了一个多月的工夫，通过顽强探索，掌握了铂铱粒子法，测定了仪器的分辨率。接着，他又开始了动植物病毒的研究，不论是环境顺利还是身处逆境，始终与本所病毒组同志一道，同国内许多省市的农业研究单位密切协作，考察了十几种病毒的病原，还首先在国内发现了多种植物弹状病毒，建立了较灵敏的诊断技术，并将有关技术和经验，无保留地交给有关农业研究单位，为植物病害的诊断、预测预报和综合防治，作了大量研究工作。尽管他把大量时间用于外出考察，但他仍先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发表了40余篇论文，不少成果受到国内外重视。
有的同志说他老在外面奔波，很少坐下来自己写论文是吃亏了。他回答道：“我每天做的工作就象耕耘，又象播种。一分耕耘总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至于我个人”，他说，“我愿意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
生命的最后光辉
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彭加木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更加奋发地工作。
1978年4月，有位专家从澳大利亚考察归来，对彭加木说：“第六届柑桔病毒学家国际会议明年5月在澳大利亚召开，请你考虑组团参加。”彭加木回答说：“新疆工作正忙，走不开呀。请兄弟单位为主组团，我们所派个青年同志去吧！”1979年中国科学院酝酿组织科学代表团赴北美考察，所领导又有意安排他去参加，但都因为他一心扑在边疆建设上，推辞掉了。
在一张他遇难前两年内的出差时间表上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彭加木除了在生化所研究植物病毒外，还先后三次赴新疆，三次去福建漳州，两次深入河西走廊和甘肃南部，又到了浙江和云南西双版纳，进行考察和帮助工作，行程数万公里。
1980年5月9日，彭加木同志带领一支由11人组成的综合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考察。
罗布泊地区，东接河西走廊，西到塔里木河下游，南起阿尔金山，北至库鲁克山。它是我国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丝绸之路”的要冲。这里既有丰富的文物遗产，又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是一块宝地。可是由于环境恶劣，交通困难，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科学考察，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所以也是一块“神秘之地”。
罗布泊地区还是我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每年六七月间，白天气温常在摄氏50度左右，地表温度高达60多度，石块上可以烤面饼，沙堆里能够“煮”鸡蛋，而且几乎每天下午都有六至九级的大风，常常沙土飞扬，热浪滚滚。在这里进行考察，人经常要感到头昏、发呕、心闷，四肢无力，口唇干裂，有的还流鼻血。
彭加木率领的考察队历经艰辛，自北而南，比原计划提前20多天，通过纵贯罗布泊湖盆成功。这是历史上科研人员第一次穿越湖盆，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开了罗布泊的神秘大门。为了多做一些工作，大家决定，利用余下的时间，再作一次东进考察。当考察队扎营库木库都克以西八公里处的时候，剩下的汽油和水都只能维持两天了。6月16日晚上，他们一方面向驻军发电求援，一方面决定第二天到东边的羊达克去找水。但是，彭加木同志考虑到飞机运送一次物资要六七千元，一公斤水就要二三十元，而且数量有限。如果能自力更生找到水，不仅能减少部队长途运水的负担，还可为以后到这里考察作准备。于是，他查阅了地图后，留下纸条，冒着摄氏五六十度的高温，不顾疲劳，一人向东找水去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狂暴的戈壁流沙，吞噬了彭加木的生命。他，这位优秀的科学家，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最后一次贡献。
（原载《科学报》，本报有删改）（附图片）
彭加木同志采集沙生植物——沙拐枣的标本。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供稿（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