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传声筒”及其它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时代的传声筒”及其它
赵大昕
据一位写诗的同志说，目前“颂歌”在一些诗作者眼中有些背运。我读到过贺敬之同志给流沙河同志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从祖国前途命运出发，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这在当前的诗歌创作中应该有它的地位，不能一律被认为‘假大空’。”我很赞成这位当年曾以“放声歌唱”激励了广大革命青年的老诗人的话。“误认”的事确实有的，但并不难克服。因为不是颂歌的诗作中，也有“假大空”的，试问：“清晨升起在地平线，就象假死后跃出坟墓的少女”，这形象有几分“真”或“实”？如就文坛来说，在当前任意编造的那些哀怨故事中，“假大空”的例子就更不难举出了。稍加对比，就可看出“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并非产生“假大空”的原因，而破除“假大空”，也无需排除“表现一种积极向上的情绪”。
更加值得重视的，倒是有一种人在散布着一种一律排斥“表现积极向上的情绪”的倾向。无论新老诗人，只要是写的“颂歌”，只要是表现了积极向上的情绪，便会被这种人讥之为“应景诗”，作者也便会被戴上“新歌德派”之类的帽子。在某次创作会议上，一个诗作者向人炫耀说，“七一”前某报刊向他约稿，他简而对之：“这种诗我不会写的。”说完作出一副清高自恃的姿态，同那种以“本人不是共产党员”傲人的派头近同，似乎这便是“人格”，这便是“诗魂”，居然还有人为之迎风喝彩。这显然并不是出于什么“误认”，而是奉行着一种所谓“新的美学原则”：“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云云。而一遇批评，便斥之为“棍子”。一面又用“新的美学原则”的棍子来横扫诗坛：这也不是诗，那也不是诗，许多著名老诗人的诗也成了所谓“大白话”，不在话下。
当然，在这些妄自尊大的人中，大多数还是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他们抱这种态度，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看到，其中的确“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正是他们，也的确有意无意地在制造着关于“歌颂光明”和“刻画黑暗”方面的思想混乱。在这个问题上，被文艺史上的事实所一再证实过的毛泽东同志的观点还是对的。我们也可以这样回答说：“勇于作时代的传声筒，热情地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诗作未必不伟大，而那些不屑于作时代的传声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诗作，也未必不渺小。
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诗人们把震人心弦的颂歌唱遍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