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纪念陶行知同志 大力普及人民教育
胡愈之
今年是陶行知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也是他逝世三十五周年。
他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民主革命家，爱国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大众诗人，革命战士，进步的思想家，而更重要的，正如毛泽东同志亲笔题词里所称，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他早年曾经受到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1914年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孟禄研究教育。1917年回国以后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兼教务主任。主编“新教育杂志”和“新教育评论”。反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改“教授法”为“教学法”。特别在“五·四”运动以后，他热心于科学、民主，首先重视乡村教育运动，在南京郊区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还办了中心小学8所，中心幼稚园4所，民众学校3所，以及中心茶园等事业。他脱掉西装革履，和师生一起生活、劳动，同甘共苦，和农民交朋友。
陶行知早年相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1927年末曾写下了著名的《锄头舞歌》：“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唤醒锄头来革命呀”。晓庄学校开始除无党无派的师生外，还有国家主义派分子和国民党党员。1928年以后，又参加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立了地下党、团支部，开展地下工作，同国家主义派、国民党作斗争。对这个问题，陶行知同志采取比较开明自由的办学方针，说晓庄是“自由园地”，允许各党各派存在。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允许共产党同其他党派并存，这在当时是大胆的进步的主张。1930年4月5日，晓庄师生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参加了支援南京下关和记洋行工人斗争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的游行示威。陶行知同志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保护革命青年。蒋介石下令于12日封闭晓庄学校，陶行知同志遭到通缉，被迫避居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同志回到上海。他鉴于日本工业的发展和科学发达关系很大。得到《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帮助，创办了“自然学园”。他组织编写《儿童科学丛书》，随后又创办了儿童通讯学校（函授学校），开展“科学下嫁”运动即科学大众化运动。同时，着手发动普及教育运动。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主要招收农民子弟，实行边工边读，并在农村儿童和群众教育中推行小先生制。
在此期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员协助陶行知工作，并先后派人到工学团开展工作。陶行知同志依靠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合作共事。以后又组织普及教育助成会，在上海市区组织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并在工厂区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在工人、劳苦群众和贫苦儿童中推行普及教育，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这时他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工人群众的重要，写下了《锄头舞歌》：“光棍的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呀。”在普及教育运动中提出了为工农群众的方向。1934年，他创办了《生活教育》半月刊。
陶行知同志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在
“九·一八”、“一·二八”事件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他目睹蒋介石对外屈膝妥协，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曾连续发表了大量政论性文章，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另一方面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协助下，他组织国难教育社，开展国难教育运动。“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终于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他开始反对胡适之流鼓吹杜威资产阶级教育的主张，坚决拥护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救国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一·二八”抗战四周年纪念，他与沈钧儒带领近万人的群众游行示威，徒步45里。以后经常参加群众的抗日救亡活动，发表演说。这年7月又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主张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统一的抗战的政权。毛泽东同志曾写了回信，赞同他们的主张。11月，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七君子”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当时陶行知同志在国外访问，但又一次遭到通缉。
陶行知同志于1936年7月赴伦敦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的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活动。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民团体的会议，开展对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广泛访问、讲演、募捐等活动，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主张，争取世界人民支持，动员广大侨胞为抗日贡献力量。他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抗日救亡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陶行知同志在伦敦时曾谒马克思墓，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
1938年夏，陶行知同志回到香港。10月回到武汉，参加国民参政会。蒋介石曾拉他参加国民党，并请他担任三青团的高级职务，他加以拒绝。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推行普及抗战建国教育方案，决议通过后被国民党搁置一边。国民党威胁他说，你的学生和朋友中，很多是共产党。他回答说：“他们是否共产党我不知道，但就是共产党，他们办事认真，又有能力，一心为抗战，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以后他经常受到特务的监视。但是陶行知同志不为高官厚禄所动，不怕威胁、迫害而战斗不止。他始终拥护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在参政会内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9年7月，陶行知同志于重庆筹办育才学校，从难童中挑选有特殊才能的入学，实现他的宿愿：“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成长为为人民、为国家民族贡献所能的人才和战士。育才学校是在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怀支持下诞生的，并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它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建立了地下共产党支部，学校负责人和教职工大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的专家、青年，与他亲密共事，并肩战斗，大批在重庆的进步学者、专家先后来校讲课。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所进步的、革命的学校。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许多同志都先后到育才看望过、作过报告，对育才师生和陶行知同志十分关怀。陶行知同志和南方局的同志经常来往。每遇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时，不顾特务的监视，常于夜雾茫茫中前往曾家岩、红岩村找周恩来、董必武同志谈心。他曾对人说：“去时腹中空，回来力无穷”。他曾写诗赞《新华日报》说：“自己每天必读，随时还教别人。”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陶行知同志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以更大的革命热忱、以坚强的民主战士的姿态奋不顾身的投入反对内战、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并提出民主教育运动。《战时教育》改为《民主教育》，并创办了《民主星期刊》，他发表了许多文章、诗歌，为争取和平民主和民主教育而大声疾呼。
1946年4月陶行知同志到上海后，一面忙于育才迁沪等工作，一面即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在他生命最后的100天中，发表讲演100多次，有时一天连续讲3次。6月23日，他在欢送人民代表赴南京请愿的群众会上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7月间，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白色恐怖弥漫上海。陶行知同志得知自己被特务列在黑名单上的第三名，朋友们劝他多加提防时，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在他给重庆育才师生的信中说：“如果消息属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号召一万个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他沉着冷静，坚持工作，整理诗稿，准备牺牲。7月25日，因劳累过度，不幸患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同志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献出了一生的心血。但是他的教育思想是逐步发展的，在晓庄时期他曾经说过他是在“摸黑路”。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从参加救国会开始，他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无保留地跟着共产党走，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以生命为代价，对中国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在他逝世时，周恩来同志在给党中央的电报中说：“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一个无保留跟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这是对陶行知同志的盖棺定论。由于他去世得过早，在解放以后有些人把他的早期思想、认识，看作是始终不变的。甚至把他时常运用的武训行乞办学的故事，对他进行指桑骂槐的批评。主张文化专制主义的江青就是这样来向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进行恶毒的攻击的，因此在纪念陶行知同志的今日，重新研究和学习陶行知伟大的人民教育思想，肯定他在革命教育事业中所作的伟大贡献是十分必要的。
在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力普及全国的人民教育，借以提高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使我国迅速走上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是刻不容缓了，这也就是纪念陶行知同志的根本意义。
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同志永垂不朽！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