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同志对农民运动理论的贡献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彭湃同志对农民运动理论的贡献
蔡洛 刘林松
为纪念彭湃诞生八十五周年，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选编的《彭湃文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为我们了解和学习彭湃同志的思想，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彭湃同志是我们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他就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只信仰便够了，重要的是要努力做实际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实现。《彭湃文集》忠实地记录了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英勇献身的光辉业绩，记录了他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农民运动所做出的理论贡献。
彭湃在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接触了各种学说，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等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回国不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出任海丰县教育局长后，曾试图“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革命”，终因翌年5月，组织学生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游行，遭到地主豪绅的攻击而被解除职务。斗争的失败，使他再次把注意力放到农民问题方面，“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他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深入农村进行宣传和组织农民的工作。由此迅速兴起的海丰农民运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地主阶级，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起点。这一时期，彭湃对农民运动有很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农民中的半自耕农和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0％。他们，特别是佃农受封建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最重。农民问题，主要的就是他们的问题。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敌视”是很深的。但这种阶级仇恨尚只是潜在的革命性，“未能形成为阶级意识及发展为阶级斗争”，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去进行宣传、组织，才能提高阶级觉悟。
他指出，要推翻旧社会，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这种革命“非个人或少数人所能成就”，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是“生产的主要阶级”，其“伟大和神圣，谁敢否认”。农民运动是农村的社会革命运动，只做城市的劳工运动而没有农村的农民运动，社会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提出，农民运动是“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的一种阶级斗争的运动。经济斗争，必须给农民带来切身的物质利益，使其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才能巩固农民运动的基础。政治斗争，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军阀、豪绅、官僚的压迫和统治。要使乡村的政治权力“由绅士土豪之手，而移至于农会，进而一切权力归农会”。通过这两种斗争“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建党初期，一些同志感觉到了“唤醒”农民的重要性，但能象彭湃那样对农民问题有这么深的认识，是不多的。彭湃曾多次将自己的意见和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写信给陈独秀和团中央的负责人。1924年1月24日在写给团中央负责人的信中，他建议党、团中央“要快些设法使多些同志到乡村来”。彭湃在海陆丰从事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党认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24年4月，彭湃来到广州，先后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区委的农委负责人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等职。为了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他积极参加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推动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他跑遍东江、潮梅、西江和粤北各地，组织和发动农民。这对于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革命实践中，彭湃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
他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的思想。在海丰总农会被县署以武力强行解散后，彭湃逐渐认识到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广宁、花县农民协会接连遭到地主民团的进攻，使他加深了这种认识。1924年12月5日他在广宁给中共广东区委农委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不建立农民的武装队伍，不把好的武器发给他们，我们的工作就得不到必要的结果”。稍后，在给《向导》周报的信中他又提出：“农民非武装不成，而且农民协会之根本问题，亦非农民有武装不成。”彭湃认为，广东农民运动的最大障碍，除了国民党右派外，就是地主的武装民团。为了打破这一障碍，必须组织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在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下，凡是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农民自卫军。据1926年4月的统计，全省有农民自卫军3万余人，这支农民武装，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大多成为广东各地武装起义的基本队伍。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彭湃指出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的右倾危险。北伐战争开始以后，随着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湖南，广东农村的地主豪绅、民团开始疯狂地向各级农民协会反扑。彭湃预感到国民革命“已到了一个难关”，提出国民革命要通过“难关”，就必须把斗争“由城市而转入农村”，支持农民运动，武装农民，镇压农村的反革命势力，铲除军阀的基础，否则，“国民革命要因而再经一度的失败”。针对当时党内党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彭湃还指出，所谓农民运动过激一类的谣言，是不值一驳的，它是反动派破坏革命的一种手段。
1927年3月，彭湃来到武汉，担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全国农协秘书长。在党的“五大”，彭湃被选为中央委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彭湃主张把农民运动转变为农民的武装起义。在10月30日发表的《土地革命》一文中，彭湃正确地论述了建立工农武装、举行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在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他领导创建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
当然，彭湃这时的工作也有过失误，主要是受了左倾思想影响，提出了要“把土豪劣绅大地主贪官污吏军阀寸草不留地杀个干净”，当彭湃察觉到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时，就自己动手作出一些规定纠正了。
1928年冬，彭湃来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经历了胜利与失败，彭湃总结了海陆丰苏维埃和大南山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教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以及在他写的《雇农工作大纲》中，提出了农民必须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问题。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这个革命，“只有无产阶级起来领导农民推翻现存的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才能够完成”；产业无产阶级要找到他的同盟军——农民，尤其是要团结农村中的雇农；要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无产阶级应当通过宣传和教育训练工作，提高雇农的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农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富农的动摇的保守主义或反动宣传，肃清农民中的封建思想和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农民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反对国民党、军阀的斗争中，要把领导权掌握在贫雇农手中，注意在斗争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
彭湃同志从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农民运动理论，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