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和谐·高格调——电影《知音》漫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新花赞

真实·和谐·高格调
——电影《知音》漫评
陈剑雨
要使一部电影达到真实，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因为电影是由诸多艺术部门共同创造的综合艺术，不论哪一个部门的疏忽，都会使影片的整体真实受到损害。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前夕，看到谢铁骊、陈怀皑、巴鸿联合导演的新影片《知音》时，感到格外高兴。这部影片具有比较完美的艺术整体感，而它的基础，正是各部门在导演的统一组织与指挥下，对于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刻意追求。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真实的历史感并不是要求事事有根据，字字有来历，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时代气氛和人物的时代面貌是否准确。从总体上说，《知音》在重现六十多年前的历史生活时是真实的。影片充分发挥电影在表现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上的长处，加强了人民群众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自发斗争的描写，把学生、市民的游行这类比较易于流于一般的场面，与悲愤高呼“勿忘国耻”等口号而跳楼、自焚的爱国者的镜头交叉组接在一起，从而加强了这些场面的时代感。蔡锷回滇之后，组织护国军出师讨袁的场面也蔚为壮观，很有时代特色。这部影片主要是表现民国初年上层达官显贵的生活的，春藕斋、会贤堂、云吉班、广和楼这些场景的选择和搭建，颇费了一番心血，为人物的活动造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环境；加上经过严格考证、精心设计制作的服饰、道具，确实使整部影片形成一种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氛围。
构成影片主体的还是人物形象。这部影片的主要角色蔡锷和袁世凯，在历史上都有显赫的声名，这两个人物塑造得象与不象，关乎影片的成败。从银幕形象的实际来考察，应该说是成功的。其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创作者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尊重历史。蔡锷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他在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斗争中无疑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影片对此作了充分的肯定，表现得有声有色。同时，影片并不回避他在袁世凯的假面目彻底暴露之前，对袁仍存幻想，即使处在袁的严密监视之中，也不计较个人恩怨，只要袁能拒绝“二十一条”，便愿为他决一死战。这样的描写既突出了蔡锷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是可信的。当袁卖国称帝的野心业已暴露，蔡锷出于策略考虑，虚与周旋，影片里有他代小凤仙在“花界请愿团”上签名赞成帝制的细节，其中一部分是有史实根据的。据蔡的部属雷飙记载：“一日，公（指蔡锷）在统率办事处，袁之私党忽执一赞成帝制题名录向公试探，公即大书‘赞成’二字，并代蒋百里、蒋尊簋书写赞成字样”（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三）。影片将这个细节移植于此是适当的，不仅无损于蔡锷的形象，而且符合于剧情的需要。把历史上的英雄写得完美无缺？是不能取信于观众的，为贤者讳也大可不必。《知音》塑造了一个真实的蔡锷，反而使观众感到亲切。王心刚的表演，把角色思想发展的脉络理得很清晰，开始对袁寄以希望是真诚的；当得知袁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上签字之后，一手扯掉亲手草拟的对日作战地图，叉立在统帅办事处作战室门前，热血汹涌，这一动一静两个强烈的动作是感人的，从此在人物的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折。
对于袁世凯这个妇孺皆知的窃国大盗，影片没有把他简单化、脸谱化。在这方面剧本所描绘的文学形象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导演要求反角正演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英若诚的表演使得这一银幕形象血肉丰满、颇有深度。仕宦之家出身的儒将的风度和派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的城府和权术，通过演员的创造，使观众如见其人。
从以上的分析还可以看到，由于剧作者、导演、演员、美工、摄影以及服、化、道等部门的共同努力，《知音》具有一种和谐的美。当然，这并不是说，影片已经无可指摘，不是的。也许是题材内容的限制，影片的思想深度是有限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比较完美的影片，却很难说是一部深刻的作品。
《知音》标明是“历史传奇故事片”，如何将真实性与传奇性辩证地统一起来，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课题。为此，导演和其他创作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有所创造。无论从片名、立意或情节、结构来看，蔡锷和小凤仙的戏都是影片的核心。小凤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蔡锷在认识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以后，为了迷惑袁，以便相机摆脱袁的箝制，潜回云南，兴师讨袁，曾涉足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小凤仙。关于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民间多所流传。影片以史实和传说为依据，编演了一出有声有色的历史传奇故事。影片的传奇色彩增强了它的艺术感染力。“历史传奇故事片”这种样式的创造，也是有益的尝试。还应当指出，影片虽以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作为中心线索，但对于他们的爱情关系并不多加渲染，而强调他们在复辟帝制、再造共和的斗争中相识相知，格调是比较高的。张瑜以一个年轻演员，扮演与自己的距离有天壤之遥，又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样一个角色，所取得的成绩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从小凤仙的银幕形象的整体来看，总觉得这个人物的行为动作与她的身份、经历不尽相符，她的思想起点过高，而且直线发展，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应属当时先进行列的蔡锷，这很难令人置信，如果从形象结构的总体来考察，便会觉得影片的创作者赋予她难以胜任的重托，在真实性与传奇性的结合上尚有不尽妥善之处。举例来说，据雷飙记载：“一日晚间在小凤仙处请客，正当游客满座、狂歌畅饮之际，公（指蔡锷）即单身赴崇文门车站乘火车赴天津。当时无一人知者。次晨抵津，暂住日本共和医院。袁得报，即派蒋百里与某参议官赴津挽留。蔡公谓此次来津，确为养病计，稍愈即回京，请他们转达于袁。复密约蒋百里速再来津，同行赴滇；又与梁启超密商对策，并恳梁速赴两广，与龙、陆两督商抵制办法。蔡公知津不能久住，料蒋百里亦不能速来，当晚即易姓名，变服色单身赴塘沽，搭海船赴沪……”从此辗转回滇。（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之三）作者并注明：“以上赴滇情节均系蔡公口述”，想来是可靠的。要求影片拘泥于史实的记载是不对的，艺术创作中对于生活素材的剪裁、取舍、加工、改造以至于虚构，都是允许的。但影片把蔡锷最终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离京返滇，表现为完全得助于小凤仙之力，未免有为传奇性而作了过分的渲染，与创作者追求历史真实的初衷是不尽合拍的。
（附图片）
《知音》导演和演员王心刚（饰蔡锷、左）、英若诚（饰袁世凯、右二）在摄影棚内。 新华社记者 王 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