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自视特殊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不自视特殊
雪苇
1924年11月13日上午，北京阜成门内宫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先生的住处，突然撞来了一个大学生，报名杨树达，真名杨鄂生，对鲁迅先生污辱恫吓，态度狂傲，还有想动武的样子。这时，正是鲁迅先生参加、领导的女师大反杨（荫榆）斗争全面爆发的时候，也正是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御用文人们和鲁迅之间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的时候，鲁迅先生便把这个“杨树达事件”判断为他的这些敌人们对他施行的迫害诡计之一；夜里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发表于同月24日出版的《语丝》第二期。11月21日，北师大杨树达君的同学和朋友们就告诉鲁迅先生，说明杨树达的确是精神病患者，不是出于蓄意的攻击。他的同学、朋友李遇安还写了篇长文《读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给鲁迅先生，除了力证杨树达是真疯以外，并表示，不止对杨树达感到不幸，而且对杨树达被鲁迅先生误解感到悲哀。在这之前，鲁迅先生已经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更正前文，作了自我批评，这是11月21日；接到李遇安文后，觉得不够，24日又写了给《语丝》执行编辑孙伏园的信，又作了严肃真挚的自我批评，要求把李遇安的文章和自己的《辩正》一起在《语丝》第三期发表。《语丝》篇幅有限，为了保证迅速公开，鲁迅先生在信中说，“我极希望增刊两板”，“不必增价，其责任即由我负担”。意思是这加版的费用，由他个人负担。“极希望”三字并有着重点，意思是一定得这么办。并且说，“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于是，这一束稿件就加版在12月1日出的《语丝》第三期发表了。
这个“杨树达事件”，充分照见了鲁迅先生的为人，也充分显出了他的伟大！“自己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自己来喝干”这个原则，处在普通地位的人还比较容易做到，而名人，有了社会的特殊地位的人，如当时的鲁迅先生（他那时便已经被看作“叛逆青年的领袖”了），或更在鲁迅先生以上者，一般的倒往往不容易做到，越是有名、有威望越难做到，因为有过重的“包袱”。而且这是客观的：这样做首先要计算种种损失，有属于个人的损失，也有属于以他为代表的非个人的损失……。只有彻底老实、从而绝对坚决，也就是本性如鲁迅先生这样的人才会——才能够不计一切、毫不犹豫地这样行动。自然，历史也是并不含糊地证明着：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的为人更令人信服了，他们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不过，这对于鲁迅先生是多余的话，他之所以这样行动，并不是考虑了这些、经过权衡的结果。
简单说，这是他的本能的选择，是他的人生观叫他这样的。其根本之点，就是本人的工作不管努力到什么地步，得到什么杰出的成功，但绝不因此有人格特殊感，把自己看成和群众（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自己看自己依然应该还是一个“凡人”的观念绝不动摇。
鲁迅就是这样“本色”的：当人们要他“指示前途”的时候，他回答说，前途么，人人都知道，那就是“坟”。问题是从这里到那里怎样走，但这个，他说他也是在摸索；当人们要记录他的日常言行的时候，他先是反感于这样对待他，然后是：“要写，就坏处也得写。”当人们告诉他的所为“难免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心安理得于让青年们来踏着自己的肩上去，还怕能踏着自己爬得更高的人不多！当人们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的长征、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的时候，于十分激动之余，他的反应是：我还可以在这中间做个小兵吧？——要注意，这时他已经是无可争议的“时代性的权威人物”了。鲁迅先生在做人的品质上就是这样：不管个人地位有如何悬殊的变化，都是彻底老实，不自以为人格高人一等，“平凡”，不变“到底”（死）。
记得鲁迅先生自己也曾说过，“人和人的相差，有时比猿人和人猿的相差还要远。”不管我们的前辈、同辈和后辈，总有少数特别杰出的人，对人民、对历史“有恩”。对于这样的人，人民和历史是要把他们另眼相看，给予特殊的评价与放在特殊地位上的。但是，这绝对地是群众的事，是历史的事。对于本人，切不能接受这个，从而“自以为”起来，在和群众的关系上、和同志的关系上也觉得人格上特殊。
对于无论是革命胜利以前或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鲁迅的这一榜样是十分珍贵和十分意义重大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