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代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时代
贺诚
1924年至1927年，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风暴席卷了中华大地。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我参加了这一时期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北伐战争，参加了大革命失败后我党领导的广州起义，经受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场大革命急风暴雨的洗礼。
现在，当我迟暮之年，在病床上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这一场经历时，倍感光明的中国来之不易。我以为，老一代共产党人有责任向年青人介绍党的艰苦奋斗的历史，使他们懂得：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国的革命事业走过怎样曲折艰难的道路，老一辈的革命者和千千万万的先烈，是怎样在惨重的失败中、在痛苦的转折关头，坚定信念，不屈不挠，为建立一个光明富强的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 到广州去
我出生在四川省北部山区一个以农为主兼做一点小生意的普通家庭。1922年，我考取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医学院）。于是，就只身来到“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当时，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在学生和工人中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宣传、组织发动工作。北医也开始要求改革腐败陈旧的教学制度。后来，在党组织和北京学联领导下，罢课斗争很快发展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并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我们到工人中办夜校，出刊物，评论时事，抨击北洋政府。不久，我被选为北医学生会主席。1925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活动中，我结识了陈毅、吴涤华等同志。1926年夏，学业期满，党组织指示我到广州参加北伐战争。我赶紧典当了衣服用品，凑足了路费，带着党的介绍信，从天津坐轮船前往广州。
到了那里后，我找到了在北京认识的已任国民革命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的孙炳文同志，他指示由后方军医处史逸处长分配我工作。随后，我找到长堤一家书店，递交了我的党组织介绍信，并约定等我分配工作后再转党的关系。
两天后，史逸处长找我谈工作。他说：你立即出发，将一批医疗药品送往前方。还说：这是临时任务，药品送到总兵站卫生处即可返回广州，那时再分配正式工作。
赶到衡阳找到了总兵站。当我交待完任务准备回广州时，总兵站卫生处长金涌盘要我留下来。当时前方战事激烈，急需要医生，不由分说，马上派我去衡阳一个预备医院当医生，后来革命形势发生了急骤的变化，我同党组织关系断了，从此，严峻的政治考验接踵而来。
在急流的漩涡中
1927年五六月间，我由总司令部军医处的卫生科员调到驻在武汉的点验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是属于蒋介石总司令部系统的一个机关，“四·一二”事变发生后，它准备由武汉迁往南京。在一时得不到党的指示的情况下，我毅然脱离了即将开往南京的点验委员会，留在武汉，并找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委的吴玉章同志，由他介绍到武昌一个陆军医院当医生。
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了分化，汪精卫打出了宁汉合流的旗帜。这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张发奎组织了第二方面军。我党所控制的由武汉军校编成的教导团以及一些国民党左派都加入了第二方面军。我也到了第二方面军，在军医处担任医务科长。
1927年7月下旬，张发奎率领第二方面军以“东征讨蒋”为名，挥师向江西开进。我随之到达九江。不久，担任二方面军前锋的贺龙、叶挺部队在南昌打响了“八·一”起义的枪声。张发奎惊恐万状，害怕二方面军其余部队响应南昌起义，就将军官教导团缴了械，还阴险地宣布：二方面军司令部机关的共产党员应立即退出，愿往南昌参加贺叶部者，一应听便。显然，张发奎也在仿效蒋介石、汪精卫，阴谋搞“清党”，情况又一次紧急起来。当时我想，只要党的影响和党的力量还在二方面军存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不应该离开，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军队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于是我坚持留在了二方面军司令部机关。
不久，张发奎抛弃了“东征讨蒋”的行动计划，率军南下，以图夺占广东地盘。
黎明前的枪声
大约在9月间，我随二方面军司令部到达广州后，怀着一线希望找到长堤那家接受我的党组织关系的书店，谁知书店早已关门。我踯躅街头，心情十分沉重。
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广州的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张发奎表面上装出一副不左不右的面孔，暗地却不断将自己的亲信调到教导团和其它机关、部队。广州城内，特务活动日益猖獗，使人明显感到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力量的大搏斗越来越临近了。
广州起义爆发的前几天，军官教导团的王侃予、陆更夫同志告诉我，广州的革命力量正在酝酿起义，希望我同他们一道干。当时，我已调任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医处的医务主任。为了参加起义，我分析了军医处每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平时的为人，联络了几个思想进步的军官。军医处的“胖子”处长、军需官和书记官三人思想反动，行动诡诈，我们注意了对这几个人的防范。在这期间，王侃予同志还特别嘱咐我准备工作一定要秘密谨慎，不可暴露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广州城革命情绪的高涨，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注视。12月10日，广州宣布了特别戒严令，远离广州的军队开始向广州周围移动，起义行动迫在眉睫。这天晚上，王侃予同志派联络员通知我，午夜要做好一切准备，听到枪声，立即行动，并约定了接头的地点。
12月11日凌晨三点半钟，从军官教导团的驻地传来了枪声，广州起义爆发了。
听到枪声，我们立即按预先规定的行动计划将“胖子”处长等3人监视起来，由我主持了军医处紧急会议，决定：第一，宣布参加起义；第二，处决民愤极大、又阻挠我们起义的“胖子”处长等3人；第三，由我到起义总指挥部接头，接受起义任务。这三项决议顺利执行了。我来到设在市公安局的起义总指挥部，见到了张太雷、叶挺、聂荣臻等起义领导同志。我激动地向他们报告：“我们四军军医处起义了！请指挥部给我们分配任务。”张太雷同志高兴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谢谢同志们！革命很需要自己的医务人员，你们去接管医院，组织起义部队和工人赤卫队的伤员救护。”
红十字旗下
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的主力是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和周文雍同志领导的工人赤卫队。我们四军军医处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除军官教导团外，唯一参加起义的四军的一个处级单位。接到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立即戴好红领带，有的到医院组织伤员收容，有的到战斗激烈的街巷指挥救护。
第四军军医处参加起义的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几位女同志，如黄杰、张瑞华、周越华等。我们安排市内几家医院接收重伤员，动员进步师生参加救护工作。一些女同志初次见到鲜血，浑身发抖。不久，她们在军医处几位大姐姐的帮助下，学会了护理。
广州起义，震惊了国内外的反动派，军阀张发奎气急败坏，在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他们勾结起来向广州进攻。英、美等帝国主义，除了出动炮舰不断向市区轰击外，还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一带登陆。在帝国主义军舰掩护下，市内反革命部队向起义的队伍展开猛烈的反扑。12日晨，敌人向东门、西门进攻。从江门、韶关、石龙赶来的敌人，也从三面包围过来。中午，敌人猛扑观音山，教导团英勇奋战，血战数小时，打退敌十余次冲锋。这时，起义部队一面在市内肃清残敌，一面抵抗外围敌人的进攻。下午，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指挥者张太雷同志在参加西瓜园群众大会后的归途中，在中华路黄黎巷附近，遭到敌人暗杀。
12月13日晨，敌人分四路大举进攻，起义部队奋力抵抗。下午，敌人已部分侵入城区，市内又有千余敌人冲出来，我方腹背受敌。这天白天，我曾遇见了昔日北医的两位很要好的同学，他们出于对革命者的同情之心和旧日同学情谊，表示一旦起义失败，他们愿意帮助我另谋出路。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没有接受他们的好心安排。到了13日晚上，起义总指挥部下达了撤出广州的紧急命令，由于电话不通，我们还不知道。当我冒着街道上不时打过来的冷枪，跑到了总指挥部时，他们已经转移了。留在那里的贺维中同志要我们向东北方面尾随教导团撤退。于是，我又赶到教导团驻地，团部已空无一人。面对这残破景象，想到起义这样短暂便遭失败，心头一阵阵痛楚难忍。我急忙回军医处下达了撤退命令。有的人听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悲观失望起来，不愿继续前进了，而革命坚决的同志则当即表示要继续干下去。我在大街上截获了一辆卡车，将几名伤员搀扶上车，又把收集来的一批药品器械装上车。路上，卡车几次遭受枪击，但夜幕掩护了我们，终于追上了教导团。
12月15日，从广州撤退的起义部队约2，000人，在花县汇合了。16日，这些起义部队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叶镛任师长，王侃予任党代表，徐向前任副师长，我任军医处长。成立大会刚开过，我到党员登记处登记，登记处的同志让我找个证明人，我说，一时还找不到。他们说，那就重新登记入党，以后找到证明人再改正过来。这样，我便又办了一次入党的组织手续。
红四师成立后不久，立即向海陆丰进军。部队到海丰后，原在北京认识的吴涤华同志因伤来军医处就医，这样，我就找到了可以证明我的入党时间的党内同志了。经他和另一个从北京来的姓邹的党员证明，红四师党的组织决定恢复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
在失掉与党组织联系的日子里，在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历史转折关头，我的思想和行动，并没有离开党的斗争的轨道，这是我感到自豪的。这段历史也说明，即使是在党的幼年、并且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党的旗帜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无比巨大的吸引力。
（冯彩章、李葆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