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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版()
专栏：

在决心改革之后
于光远
必须对经济体制实行改革，这是从我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对于这个改革，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心很大，我国经济学界的看法也是一致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也有改革的要求。在这里讨论的问题是在决心改革之后，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问题应该解决好，那就是：
（一）明确改革的方向；（二）对新经济体制进行全面的设计；（三）制定实施改革的步骤。
关于明确改革的方向。我认为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进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应该考虑的问题差不多都提出来了。这些问题是：
（一）应该确立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和在我国社会中社会主义所有制合理的结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我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的经济制度在一个国家里的具体化。
（二）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政策。有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不允许其存在，有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主要是指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居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应该允许其存在和适当的发展。对各种不同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采取不同政策，虽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身范围之内的问题，然而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有密切关系。
（三）国家的经济作用和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时所采取的手段。国家的经济作用，属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范围，在这里指的只是它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国家对国民经济计划管理采取的手段的问题，包括：应该主要采取行政手段还是主要采取经济手段？应该采取哪些经济手段，如何运用这些经济手段？在主要采取经济手段时，行政的、法律的手段的意义和作用又如何？经济手段和行政的、法律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如何？等等。
（四）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商品性和市场对生产和消费的调节作用。在这里，包括的问题有：生产资料是否应该商品化？生产资料商品化的范围和程度应该如何？社会主义市场的性质和特点如何？
（五）企业、地方管理机关和中央管理机关的分权。目前的提法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打破地区的行业的限制，按照经济的原则实行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提法只适合于企业自主权过小时的情况，它不能成为长期的方针，因为总有一天企业自主权比较充分，不应继续扩大。企业、地方、中央分权问题的提法与打破地区、行业界限实行联合的提法则是长期的。
（六）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的主人翁的地位。从劳动者对管理的参与到劳动者在经济组织中比较充分地当家作主，是一个发展过程，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对于在经济组织中劳动者当家作主，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要研究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的条件。经济组织中应该建立一些怎样的制度，为支持、推进、实行劳动者对管理的参与到劳动者的自行管理的逐步前进创造条件。
（七）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各种形式。包括基层的经济组织、联合的经济组织以及行业的经济组织、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组织等的形式、地位和作用。
（八）各种社会组织——如党、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在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应采取的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
可能还有一些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没有提出来，但不会多了。
我认为，仅仅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中的成绩。它活跃了人们的思想，为改革开拓了道路。
在改革方向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从理论上探讨得还不深，没有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问题充分展开讨论，并且注意力偏重于其中几个问题，对其他问题讨论得很少。如果我这个估量不错的话，那么对这一层次，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进一步研究在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这种研究，对于明确和坚定改革的方向，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说服对改革还有某些怀疑的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新经济体制的设计。有了关于新经济体制的蓝图，我们对经济改革方向的认识就具体化了。在这里，我们有意把工程设计的观念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上来，为的是使人们了解在实行改革之前，不但要解决方向和原则，而且要解决许多细节问题，做到这个新经济体制是确实可行的，做到实行新经济体制后所发生的矛盾，基本上是预先估计到了的，并且是预先已经准备好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做到这种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我们知道，社会经济生活——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本来就是一个环节和另一个环节扣紧在一起的。其中直接生产过程又是许多部门在品种上、数量上、空间上、时间上紧密联结、紧密衔接的再生产过程。同时，整个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又是许多基层经济组织、许多部门和地区的管理机构，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的总和。所以，我们要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是成龙配套的。必须有一个总体设计，这个新经济体制才是可行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单项的改革完全不能进行，但是单项的改革必须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必须有其他的改革与之配套，才能继续进行下去，否则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
关于这一层次，现在我们达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呢？看来还只是就单项改革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设计，对于整个体制改革还只处在调查研究和进行试验取得设计数据的阶段。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再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进行总体设计。当然这种总体设计，借用工程设计的语言，还不可能达到“工作图设计”的阶段，而只能达到“方案设计”的阶段。而且在进行这种“方案设计”前，准备工作也还没有完成，除收集资料外，还得进行构思、画草图等等。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可以做到的事，不应对这个工作提出不切实际的过快的要求。即使进展慢一点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应该有一个进行设计的计划。由于我们有计划地、有组织地对新经济体制进行设计缺乏经验，人才也比较缺乏，我们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从事这种设计的人员究竟需要具备一些怎样的知识，如果欠缺的话，如何尽快地补足。
当然任何设计还要经过审查，在工程设计中设计的人和审查的人是应该分开的。审查设计的人当然也必须具备必要的知识。现在我国智力机构实在太弱了，必须大大加强这种机构才能有效地进行这个工作。
关于制定实现改革的步骤。如果说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为改革最后的结果——新经济体制画出蓝图，那么这第三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要把为了建立这个新经济体制而必须采取的一个一个的措施规定出一张时刻表。我们的目标是要在我国实行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不以实现某种局部性的改革为满足，但是由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正严重地妨碍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又不能等到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把新经济体制设计好之后才采取行动。这就要求从现在起就开始改革的行动，并一步一步地前进。同时由于我国是个大国，情况复杂，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困难是不少的。因此必须先进行一些试验，先在一些地区进行一些局部性的改革，来取得全面改革所需要的经验。加上“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还要竭力避免在改革中可能发生的脱节等造成的损失，要求在采取每一个改革措施后都能对生产的发展起促进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在我国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问题就格外重要。如果步骤选择适当，整个改革的进程就会顺利，就可以快一些。如果步骤选择不当，改革就会发生本来可以避免的困难，甚至可能发生曲折，结果反而慢。
采取某一改革措施需要有相应的条件，因此研究实施改革的步骤问题的实质，就是要仔细地去研究采取每一个改革措施所必要的条件。如果条件研究得不清楚，就很难把经济改革的步骤安排好。缺乏必要的条件而硬要去采取某一项改革措施，常常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在条件具备时如果不去实施改革，那就会丧失时机。
经济形势是采取改革措施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条件。例如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在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产业结构很不合理的情况下，全面地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是有很大困难的。而且不仅全面改革会受到调整的影响，就是有些单项改革也是如此。在今天我们中国的情况下，把国民经济调整好，较之实施改革是一个更为迫切的任务，它将为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条件。
为实行改革还要创造组织工作水平方面的条件。我们可以举物价的合理化作为一个例子。我们知道，在产品和原料燃料价格不合理的情况下，企业的纯收入、“资金利润率”等，就只能反映企业自身经营水平的变化而不能反映不同行业经营水平的高低。因此利用这些经营手段来对企业的生产进行计划管理这样一种改革，也就受到不利的影响。为了采取这样的改革措施，提高物价工作的水平就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当然要把物价工作做好，又必须有组织得比较好的统计工作）。在目前物价很不合理而物价工作又组织得不好的情况下，采取上述改革措施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
采取某一改革措施所需要的条件有的是在改革之外的，上面举的关于经济形势和组织工作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但有时别的改革措施本身可以成为我们所要研究的改革措施的条件。这就是为什么发生改革措施哪个应该在先，哪个应该在后，哪些应该同时进行这样的问题。
我们还应该看到，采取某一改革措施所必需的条件有的是很复杂的。例如当我们要采取用纯收入、“资金利润率”等作为对企业实行计划管理的手段时，物价是否合理是一个条件，但是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也可以作为采取这些经济手段的条件。我们可以对产品价格偏低或成本价格偏高的行业，采用少征税和提供低息贷款这样的办法来使其纯收入和“资金利润率”提高，而对产品价格偏高或成本价格偏低的行业，则可采取相反的办法。这就是说，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可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于是“措施——条件”的问题呈现出更大的复杂性。
对实施改革的步骤的研究，一是要分析我国的经济情况并注视着它的变化，一是要加深对经济运动规律性的认识。两者加在一起，可以看做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则是要总结改革过程中的经验。近年来我们采取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等试验。这一措施证明是完全适当的。它起了推进生产的作用，也起了用实践来说服某些对改革有怀疑的人的作用。关于组织联合体的试验，也是很有意义的。凡是属于试验性质的措施，就应该很好地总结经验。总结经验时，研究采取某种措施需要何种条件的问题，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写于1980年10月，原载《1981中国经济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