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发明者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一位发明者的遭遇
保育钧　罗荣兴
在四大发明的故乡，在振兴中华之时，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付出艰巨劳动的发明者，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可是，在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地方，也发生了这样的不幸事件：有一位获得国家发明奖的副教授，在得奖一年多后却住进了精神病房。
我们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调查，事情是确实的。我们在这里向读者报告这一事件的始末；而发生这一事件的社会原因，及由此应引出的教训，还有待大家进一步研究思考。
辛苦遭逢
事情发生在北京化工学院。受害者是一位姓王的副教授。他现年49岁，1959年毕业于国外某化工机械学院。他的毕业设计就是一项科研成果，为所在国采用。回国后，在某研究所又取得一项成果，获得部级重大科研成果奖。1962年调化工学院。在动乱的1972年开始研究卧式进动离心机，任课题组长。进动离心机是一种新原理新结构的高效率分离机械。当初，老王只在一份资料上得知国外有人在研究一种立式进动离心机。经过探讨，他发现这种立式机尚有一些弊病，决定创制更先进的卧式机。后来，这种新型机械在北京向阳化工厂正式应用于生产，使聚苯乙烯分离效率提高十多倍。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甲糖连续分离问题，试用该机后，取得突破。1978年，这项成果受到全国科学大会嘉奖。1979年，他被提升为副教授。同年10月，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授予“卧式进动
（颠动）自动连续过滤式离心机”三等发明奖。在去年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外国同行专家对中国代表团说：“卧式进动离心机我们也研究过，但没有成功，别的国家也没有这种机器。”会议执行主席高度评价了我国的这项发明。
我国化工机械比较落后，取得这样一项成果，谁都能想象得出所要付出的艰辛。诚然，一项现代工程技术的发明，离不开集体的努力，离不开社会化的协作。卧式进动离心机的发明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但了解这一项目的领导和群众都承认：主要设计思想是老王的，他在全部创造活动中起了主要作用。
在几年前搞科研，根本谈不上名与利。去年春，当2，000元发明奖金发下来时，他还不知道分到自己名下多少钱，就赶忙给院党委写信，请求献出个人应得部分作为科研经费，并请求党组织“不要传出，以免引起非议”。院党委也是生怕引出麻烦，还是把奖金发给了他，数目是220元，大约相当于他在六年间开夜车时两个馒头、几块咸菜的夜餐开支。然而，他所担心的种种非议，还是毫不留情地发生了。
可畏的“人言”
去年5月1日，王副教授参加都柏林国际固相分离工程学术会议归来。在国外，为祖国赢得了声誉，也亲眼看到我们的差距，他有许多感受、想法要对同志们说，谁知，他在系里遇到的是一些冷漠的面孔。没有几个人问他出国的情况，一些人甚至连寒暄都没有，仿佛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副教授的心一下子紧缩了。
老王的老实、谦和是公认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与人接触常常冒着火药味，他也依然以微笑待人。他珍视同志间的和睦关系。自然，他对周围的一切是敏感的；现在，这敏感却深深刺痛了他的心。
没过多久，种种风言风语传到他的耳朵里：有说他是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国内骗完国外骗的；也有说他的论文是剽窃来的，等等。起初，这些流言蜚语只在系里播扬；后来，别的系、校办工厂、后勤部门也有风传。他气愤、委屈、失眠。但那是些背后的流言，没有人同他辩论，也没有人听他解释。他无法想通：这是怎么回事？
他得病以后，我们花了很大的气力调查事情的起因。情况是复杂的。一种情况是出于嫉妒。例如，有位当过老王顶头上司的同志，瞧不起老王，认为离心机课题没水平，曾经表示反对；后来调到另一个教研室当主任，对老王出成果、提副教授、得发明奖、出国仍然很不服气，与另一位同志一唱一和在会上会下多次议论老王。
另一种情况是所谓的“文人相轻”。老王的弱点是不善言辞，组织上多年没有安排他讲课。有些人就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说他没水平。
第三种情况，是有人对一些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某种偏差不满，迁怒于他。前一个时期，不少单位提职重成果、重论文，一些终年讲课的老师有意见，就说老王是“一项成果，什么都有了”。
还有些人甚至什么缘由都没有，就只为老王冒了尖，便要附和着攻击、贬低几句。这种种情况交织在一起，为流言蜚语的传播提供了市场，也给后来的调查造成了困难，有些话至今弄不清是谁“发明”的。
无力的保护
受到冷眼与流言包围的老王，只能依靠党组织。多少年来，他遇到难处总是向党组织汇报，并且从那里得到力量和帮助。这个在旧社会被贫穷夺去双亲、解放以后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副教授，对我们党抱有纯真的感情。他相信党组织会为他排难解忧。
还在去年6月初刚听到流言蜚语时，他就几次向系党总支汇报，请求帮助。系里的几位领导，对老王并无成见，也想主持公道，但这件事却使他们为难。他们谁也不敢“得罪”人，当时能做的事，也只有提醒有些同志“以后说话注意点”。
找系里无效，老王直接去找院党委。院党委对他的科研工作一直是支持的。听说流言纷纷，就让一位副书记负责处理此事。这位副书记刚来化工学院不久，碰到这么件麻烦事，就采取了正面做工作的办法：让老王向常委汇报一次出国情况，请他所在系的教研室主任参加，听听国际上的评价，以正视听，同时又表明了院党委支持的态度。这办法不能说不好，可惜用来对付正在弥漫的歪风邪气却是无力的。
老王又去找几位主管业务的副院长。他（她）们懂行、热心，抓业务有魄力，历来支持老王的工作，但遇到这类问题，却只能宽慰几句，此外就爱莫能助了。
去年8月，王副教授出现胸闷、憋气、消瘦、失眠等症状。去年国庆前后，他又两次找院党委反映问题。院党委还是没有把这当回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也议论过老王的问题，但往往是就事论事，且议而不决，事态的发展也就出乎他们的意外了。在这之后，老王不再提起此事，领导以为问题已解决，其实是出现了一种忧郁状态：情绪低落，沉默寡言，说话欲言又止，不住唉声叹气。事也凑巧，他的工作在这时又遭到了极大困难：课题组四个人，一个出国，一个调部里工作，一个不愿再干，只剩他一人，又新招了两名研究生，任务加重。院里、系里作了不少努力，人员还是定不下来。正一筹莫展，流言又趁虚而入，纷纷议论：“这个副教授真够呛！”有人告诉他：“人家正在看你的笑话哩！”已经到了无法工作的地步，也就丧失了抵御冷嘲热讽的最后一点力量。他的精神崩溃了。今年3月，有人向院、系领导反映老王某些言行失常，竟仍未引起足够重视。
治病救人
今年4月18日，王副教授住进北京医学院精神卫生研究所病房，专家和医生们一致诊断，他患的是“反应性精神病”。医学科学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由剧烈或持久的精神刺激导致的脑机能活动障碍；它同其它各类精神病在病因学和诊断学上的显著区别，是精神因素对本病的发生、发展、临床表现和病程转归起主要作用。没有发现他有既往病史。当然，他性格内向，神经类型偏弱也是不利的素质特点；然而，具有这类素质特点的人毕竟是相当多的。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病情好转出院，被害妄想已经消失，但反应性忧郁症至今未愈。本病的治疗，除依靠药物外，还须适当改变致病的环境。
对于他周围的环境，的确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环境的本身，就存在一些“病态”的东西。
例如，离心机发明奖的分配，2，000元分给近800人。其中院部提取500元，分给全体机关干部和后勤人员约500人；校办工厂得300元，要分给全厂230多名职工，至今仍分不下去。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普遍的，发明奖的分配至今没有一套合理而可行的办法。但在化工学院还有更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发明奖分给了一开始就反对这个项目、后来一直不承认这是发明的那位教研室主任；老王提出异议，没人理睬……
又如，在这次采访中，不少人向我们反映化工学院的其他同志也有因取得成绩而受冷遇、被攻击的情况。有人好说人家的闲话，背后同样遭人议论，损人同时害己。这难道不是一种“病”吗？
再如，院党委的同志说：“我们这里工作难做，往往是表扬不得也批评不得。”他们可以帮助、支持一些同志冒尖，却不能保护这些人才。在歪风邪气面前的涣散、软弱状态，对于我们这个战斗的先进组织来说，难道是健康的吗？
这些“病态”的现象，早已使大多数教师不满。王副教授得病，引起普遍的同情和强烈的反响。好几位讲师对我们说：“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政策都是鼓励人才冒尖的，老王弄成这个样子，今后谁还敢冒尖？”
现在，这一不幸事件已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我们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有关部门已组成调查组到北京化工学院。完全可以相信，王副教授的病和其他同志的“病”都是能治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