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笑了——自贡铸钢厂的政治工作（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她为什么笑了
　　——自贡铸钢厂的政治工作（二）
　　本报记者　刘宾雁
当青年女电焊工陈淑华在盛夏的大太阳下焊补铸件，或登上灼人欲焦的电炉修补炉体时，她的心情是愉快的，常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但一当她进入生活的另一个领域时，心情便往往黯淡下来，有时还不免掉下几滴眼泪。
这个车间有一名党支部书记，掌握着全车间的大权，评奖、提资都由他决定，而他待人处事并不很公正。
偏巧那陈淑华就最讲公正和是非，人又敏感，嘴巴也快，总是当众、当面指出支部书记的毛病，根本不懂世界上还有“得罪人”三个字。这么两个人凑到一起，冲突就比剧本里写的还要富于戏剧性了。
剧情的发展是：陈淑华一见不平，就出来干预。支书呢，就说她要“篡权”，说她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者流。评选先进生产者，陈淑华得了组里的全票——14张，硬不上报，却让只有两票、睡大觉干私活的人去挂大红花。陈淑华一怒之下只好去找工厂党委书记。评工资的时候，又演了大体相同的一幕戏。
除了少数几个抬轿子的，全车间的人都对支书不满，可是支书依旧是支书，凡事还得听他的，你有什么办法！1979年，事态引起了党委重视。王子珍书记亲自坐阵，搞了一次车间党支部整风，情况有所好转。
然而一个重大问题却并未解决。怎样从制度上来保证工人中象陈淑华身上的那种政治积极性，同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的热情呢？从陈淑华开始斗争起，至少经过了四年，好，1980年11月，一场意义重大的变革终于到来了。根据党中央的精神，铸钢厂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并不是新东西，以前，我在一家工厂旁听过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那算什么呢？连闭幕词都在大会开幕之前就印好，分发给大家了。留给职工代表们去做的，无非就是举手通过罢了。这一回，可是讲真格的了。自贡铸钢厂实行了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可不是个形式。
这里单说陈淑华。这回她成了车间职工代表小组的副组长，是真正经过民主选举的，又有实权，这就大不一样了。工人们有事肯来找她，她也更不怕“得罪”领导了。工厂的“宪章”上写得很明白：“职工代表有权审核、监督车间领导的工作”嘛。现在她不必一有事情就去找工厂党委会了。
陈淑华发觉原先的一位车间副主任对于新当选的车间主任马鹤亭支持不够。这种事，工人的感觉往往比上边的干部更敏锐，甚至更公正。陈淑华出马了，她又是工人，她又代表工人。她可以指出副主任的毛病，也可以批评马主任的缺点。她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一百几十名的代表说话的，领导人不能不郑重对待。
车间副主任临时交给车工苏清贵一件活儿，并未说清是紧急需要。因为开会，苏清贵当天没有做，夜班的徒弟做了。第三天副主任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二人争吵起来。车间三位主任又把苏清贵找去，批评了一顿。陈淑华得知，便详细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对三个主任进行了批评。她又找苏清贵谈心，这人感动得哭了，说：“还是有职工代表好，能为我讲话，公平合理。不然，三个主任都那样对我，我怎么办呢？……我今后一定要好好工作！”
翻开陈淑华半年来作为职工代表而活动的记录，谁都会为政治生活的这一变革感到欣喜。没有职工代表，很多事情会长期搁置，甚至埋在工人心里发酵。在一个健全的体制中，人民生活中的矛盾应该是能够通过某种机制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并自然而然地得到缓和以至解决的。人民的合理需要不至被漠视，正当的批评不至被压制，功过是非不至混淆或颠倒。总之，矛盾不会被忽视或掩盖，又不至于人为地激化。
当职工代表名副其实地代表职工行使监督权力的时候，被监督的一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全厂班组长、车间主任和厂长，都是经过职工普遍的、无记名的投票选举出来的，而且事先不提候选人。这样，各级干部手里的权力就是工人赋予的，而不是上级机关给予的了。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从此，一个干部的功过是非，上升或下降，就要由工人来评定和决定了。可以想见，这将会给工人的政治地位以及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带来多么重大而深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