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的歧路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文摘

　　创作的歧路
李竹君
写过《“歌德”与“缺德”》的李剑同志，近两年来，写了一些小说。和他的那种宣言正相反，他的小说表现了有害的倾向。其中的《醉入花丛》（载《湛江文艺》80年第6期）、《竞折腰》（载《河北文学》81 年第2期）、《女儿桥》（载《芳草》81年第2期）、《古堡女神》（载《鹿鸣》80年第5期）和《花间留晚照》（载《滇池》80年第5期）所反映出来的错误倾向，尤为突出。
最近，一些同志从爱护的愿望出发，对他的作品提出一些善意的批评意见。不料，李剑同志根本不予接受，反而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大通“创作经验”和“创作理论”（见《文汇月刊》1981 年第8期）。对别人的批评不同意，进行反批评，这当然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连自己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也不承认，反而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地掩盖它，那就违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起码要求了。
李剑同志的作品，主要写两类生活：十年内乱时期的社会阴暗面和粉碎“四人帮”之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弊病。批判生活中的阴暗面，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怎么写。作者说：“任何人在表现生活时，都或明或暗地在评述生活。我是人，我有感情。对作品中的人和事，我自然地在字里行间表现着自己的情绪”。这话并不错，问题是作者怎样“评述生活”，又表现了什么样的情绪，让我们看看作品吧。
《醉入花丛》写的是一个在串联中掉队的女红卫兵，夜宿于一个单身汉雇农家，受到奸污并和这个雇农结了婚，继而被树为“扎根农村”的典型广为宣传，以后又被地委书记奸污，受到百般凌辱。
《竞折腰》写的是某知青农场在围海造田、向“九大”献礼过程中发生的一场数百人死亡的大悲剧。这两篇东西都用相当集中的笔墨，把生活的悲剧和
“最高指示”莫名其妙地联系起来。《醉入花丛》中的女红卫兵叶丽在那个“雇农”企图奸污她时，虽然本能地感到厌恶和恐惧，却毫不反抗，反而马上想起了“最高指示”：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是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是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最高指示使她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贫下中农的痛苦，就是我们的痛苦；贫下中农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急贫下中农之所急！”
十分清楚，这样的描写无非要告诉人们，是这些“最高指示”本身，给叶丽带来了悲剧。类似的描写同样出现在小说《竞折腰》中。今朝农场向“九大”献礼的一切荒唐举动，都是“最新指示在鼓舞战斗”。“毛主席说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为了向九大献礼，我们要十万火急，全力以赴。”“每逢最新最高指示传来，大家就涌入海边，面向东方，欢呼，跳跃，万寿无疆的口号响遏行云。”作者的意图，是要批判个人崇拜造成的恶果么？作品告诉人们的决不是这样。按照作品描写的逻辑，女红卫兵所以被奸污，几百名知识青年所以葬身海底，都是由于“最高指示”的坑害，而不是其它。这里的描写不仅是完全不真实的，而且把毛泽东思想描写成了罪恶的渊薮。我们批判个人崇拜，是批判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同志的神化，决不是批判毛泽东思想本身。这些描写既没有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揭露，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批评人民内部的错误，而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不加分析地进行歪曲嘲弄，把它描写为生活悲剧的根源。这就从根本上曲解了历史，在政治上更是完全错误的。
李剑同志的作品中还充斥着相当浓郁的阴暗情绪。不论十年内乱时期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生活都被描绘得一片阴沉。小说《古堡女神》和《花间留晚照》分别写了两个女青年，一个由于画一幅维纳斯像，一个由于得罪了某领导的夫人，都受到各种不应有的诬陷和人身攻击。从工作单位的领导到周围同志，包括她们的亲人在内，竟然没有一个人理解她们，更谈不上支持和帮助，最后，一个服毒，一个跳崖，双双自杀身死，而这一切又偏偏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当今社会。不是说，当今的生活中就没有阴暗面了。但是在作者的笔下，生活中竟然没有任何光明、积极的因素，即使有，也描写得注定要毁灭。照这样看来，我们的事业还有什么希望呢？在那些描写十年内乱的作品中，阴暗情绪更是表现得十分恐怖和绝望。《竞折腰》中就有这样的恐怖场景：“解放军的拖网船捞起了一串尸体”、“八个女友互相撕咬着，芳芳的牙深深地镶在女友的小腿骨缝中”、“还有抱在一起的一对男女，大概是情侣吧，互相抱着腰际，各咬着对方的肩骨。”作者特意描写男主人公面对着这种场景的心情：“大海呼嚎，骨髅悲鸣，我惊疑自己来到了鬼的世界。”“我的后背冷嗖嗖的，总觉得有那溺死的亡灵在抓我咬我。”《女儿桥》中的“我”，在看到十个妇女遭受迫害和污辱时，甚至想到“地球即将和月球相撞，人类的末日来到了。我做好了跳跃的准备，试图在相撞的那一秒钟，腾空而起，去寻找另一个飞行的星球。”在作者的笔下，十年内乱这场历史的挫折，竟是人类的毁灭。在作者的头脑中，什么党的力量，什么人民的力量，什么希望和信心，全都没有那么回事。这就是李剑同志对生活的“评述”和鲜明表现出来的“自己的情绪”。
李剑同志说：“我所奉行的是忠于生活的创作思想”，发表的这十余篇小说只是手法上就有三种：“‘意识流’，‘心理现实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如果真是忠于生活，尊重现实主义，那当然很好。但可惜他的那几篇东西离开现实生活实在太远了。
李剑同志的创作和言论谈不上有什么固定的“主义”，和现实主义更是毫不相干。作者热衷于摘取和编造的是生活中那些卑琐、猥亵、阴森、恐怖的东西，并加以得意地渲染和玩味。什么死尸互相撕咬，水蛇从女尸的腐肉中钻来钻去，什么污辱妇女的特写镜头，流氓的下流动作等等，充斥于作品之中。特别是带有刺激性的色情描写，几乎篇篇不漏。津津乐道地描绘这类场面，这样的镜头，这到底反映了什么样的情趣呢？
尽管李剑同志口头上强调细节真实，但是，他的许多作品不但背离生活的本质真实，而且连起码的细节真实也没有，肆意地胡编乱造。对于《醉入花丛》中的那个“雇农”，作者为了渲染他的粗俗、野蛮，把他写成除了泄欲之外，就是一个劲地说粗话、打人、骂人。女主人公叶丽为将要出世的女儿织毛衣，他听不懂“爱情的种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一把夺过毛衣，摔在土炕上，骂道：“狗杂种”。他动不动就打叶丽，甚至打两个亲生女，拿脚踩在女儿的肚子上往死里打。象这样的描写，到底有多少生活依据呢？在作者的笔下，一个普通农民被描写得简直连禽兽都不如，粗野到完全丧失人性的地步。
这些作品使人想起作者两年前发表的那篇《“歌德”与“缺德”》。此文以“左”的面目出现，把歌颂与揭露完全对立起来，指责别人若不“歌德”，便是“缺德”。文章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有着无产阶级感情的人当然要歌颂毛主席的丰功伟绩”，“而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则只能诅咒红日”。而今，不是别人，正是李剑同志自己的创作，放肆地用冷嘲热讽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思想。
从发表《“歌德”与“缺德”》，到后来发表小说，前后不过一年之隔。作者的表现，为什么有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表面上看起来难以令人理解。细想一下，也不奇怪。这正是反映了作者世界观上的一个明显弱点：对待创作，对待人民的文艺事业，根本没有郑重负责的态度。读了李剑同志的言论和小说，不禁使人产生这样的感想：有些人摆出一副比谁都要革命的面孔，只不过是演给别人看的，自己并不准备实行。因此，今天可以以“左”的面目出现，明天又可以以“自由化”的面目出现，在教训别人的时候以“左”的面目出现，自己做起来的时候就露出相反的面目。“左”和自由化看来是两个极端，其实往往是相反相成的。
李剑同志的理论和创作，鲜明地告诉我们，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在有些同志中，他们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今天揣摩某种东西吃得开，就端出这套东西，明天揣摩另一种东西吃得开，又端出那套东西。这种做法，于人民的事业，于个人都是有害的。〔摘自1981年第20期《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