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的探索——龚锦涵和潜水医学研究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献身四化的人

勇敢的探索
——龚锦涵和潜水医学研究
1978年，西方国家的一位潜水医学博士，向中国考察团介绍了一般潜水医学常识后，说：“今天就讲这些，其他的，等我得了诺贝尔奖金后再发表。”可是，他又按捺不住内心的自豪，继续说：“我们经常收治从欧洲及非洲直接送来的减压病人，每年大概十来例，你们呢？”中国考察团的科学家心里明白，这个国家的潜水医学在世界上比较先进，在博士眼里，中国的潜水医学根本排不上号。他简单地向博士介绍了中国治疗减压病的情况。听着，听着，这位博士坐不住了，他激动地拿出名片签名送给中国科学家；并多次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访问。
这位中国科学家就是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人民解放军海军医学研究所潜水生理研究室主任龚锦涵。
龚锦涵虽然毕业于医科大学，但并没有学过潜水医学。建国初期我国也没有这门学科。龚锦涵从事潜水医学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是从一次事故调查开始的。
那是1953年夏天，有一位潜水员在水深40米的海底作业，出水后，突然腹痛头晕，周身难受，昏倒在地。虽然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腰部以下始终不能动弹，造成终身残废。龚锦涵奉命去调查原因。这位潜水员痛苦地问他：“我怎么会得病的？”年轻的潜水员们也都问：“我们会不会这样呢？”龚锦涵回答不了这些问题。老潜水工人对他说：“在旧社会，因潜水致残和死亡的事，常常发生。”这使他强烈意识到：这种病的防治，关系着我国潜水事业的发展。他毅然向领导表示：要探索、研究潜水医学！
没有老师，也没有现成的教课书。但是，这难不倒年仅26岁的龚锦涵。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关在宿舍里埋头苦读；节假日，他照例带着干粮在图书馆里度过一整天。他终于明白了：潜水的最大困难，在于水下是一个高压环境。潜水员每下潜10米就增加一个大气压，高压下呼吸的高压气体会溶于人体各种组织和血液中，就象二氧化碳在高压下溶于啤酒一样。潜水员出水时，必须严格按照科学规律，上升一段，停一停，缓慢减低水对人体的压力，以便让组织中的高压气体能从容排出体外。如果上升太快，就会象突然打开啤酒瓶盖时一样，溶于人体内的气体形成大量气泡，或压迫神经，或堵塞血管，轻者关节疼痛，重者残废甚至死亡，医学上称这种病为减压病。为了让更多的人懂得这个道理，龚锦涵利用业余时间写了20多篇潜水医学的科普文章，并结合病例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我国第一篇比较系统介绍减压病的论著。
龚锦涵从潜水事业的需要改变了原来的志愿，开始了新的探索。1963年，他挑起潜水探摸万吨级远洋货轮“跃进号”沉没原因的重担。57米潜水一举成功，创造了我国在公海上大规模潜水作业的新纪录。当时，国际上空气潜水的水平是50多米，我国只能潜40米左右，还经常发病。接着，他和他的战友们又在南京长江大桥工地上，突破了潜水60米大关，最深竟达到了71米。而在当时，潜水60米还是一条没人逾越的鸿沟。许多潜水医学发达的国家规定：空气潜水的有效作业极限深度为50至60米。
探摸“跃进号”的成功和长江大桥桥墩的顺利施工，使我国空气潜水赶上和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此后，龚锦涵又继续努力探索潜水医学领域内的新课题，慢性减压病的新概念，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1968年夏天，一个名叫庄继满的潜水员步履艰难地来到海军医学研究所。他在四年前一次潜水作业后得了减压病。研究所的接待人员摇摇头：四年！时间太长了。当时，国际潜水医学界普遍认为，减压病只有在72小时以内的急性期加压治疗才有效。庄继满只好绝望地离去。
很快，龚锦涵知道了这件事。他说：“时间不是诊断减压病的根据。我们应该给他治！”原来，龚锦涵在1963年就开始了新的探索。他曾把一个违反操作规程的潜水员送进加压舱，提高压力，延长高压下停留时间，竟然完全治好了这个潜水员两年前潜水后留下的左肩部疼痛。“是否存在慢性减压病呢？”一种科学设想在龚锦涵脑海中闪现。他继续研究，对这个潜水员进行长时间的随访观察。1964年他正式发表论文，报告了这个病例，并首次提出：减压病不仅有急性的，还有慢性的。他认为：不论发病时间多长，都有可能通过单纯加压治愈。
龚锦涵把庄继满找回来进行治疗。行动困难的庄继满根本无法自己进舱。可是，当治疗结束，他自己却从狭小的舱口钻了出来，丢开拐杖，以矫健的步伐在室内走动。
中国人提出的新概念，在严峻的考验面前站住了，并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大批被传统理论认为是不治之症的减压病人，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据报道，日本在1979年、美国在1980年，才分别治愈了三年和八天的减压病人。而龚锦涵提出明确的新概念，比他们早了十多年。
　　　　　　　　　　　本报记者　赵岳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