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报刊论文摘要

　　法制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张友渔在《法学研究》第5期，发表一篇《关于法制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其中第2部分谈的是“正确解决对法制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他说：过去在法制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对待过去的法制。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态度是批判继承，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但是具体说到过去的法制，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法制，能不能批判继承，人们的意见就不是那么一致了。过去法学界流行一种观点，似乎法制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产，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因此不能象一般的文化遗产那样讲批判继承，而应该采取另外一套标准。有人把这套标准概括成为三句话：1、剥削阶级法制，只能批判，不能继承；2、农民革命的法制，只能肯定，不能分析；3、革命法制，只能歌颂，不能批评。三条清规戒律把法制史研究工作限制得死死的，很难开展。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解放思想，这些清规戒律是打破了，但不能说它的影响就完全消除了。
上述观点的错误在于把阶级性同继承性绝对对立起来，用阶级性来否定继承性。其实，人类文化遗产，除了语言文字、自然科学，其他如文艺、宗教、道德、哲学等等，通通是有阶级性的，有一些东西，其阶级性的强烈程度未必下于法制。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妨碍我们对剥削阶级的文艺、宗教、道德、哲学等等加以批判继承。为什么唯独把剥削阶级法制排斥于批判继承之外呢？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些理论，就其阶级实质来说，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从这里面提取合理的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创造出无产阶级的理论。剥削阶级法制有没有合理的因素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曾经提出过一些反映人民利益的口号和原则，在取得政权后，把这些口号和原则作为法律规定下来，尽管法律的规定阉割了原来的革命精神，但是里面还包含有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吸取。此外，剥削阶级在利用法律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方面，在调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方面，在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转，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也都有合理的因素可供我们吸取。因此对一般的文化遗产也好，对法制这类特定的文化遗产也好，都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解放初，我们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六法全书》代表国民党的法统，不废除这个法统，我们就不能够确立自己的革命法制。但是废除《六法全书》，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规定，我们一概不能加以利用。对《六法全书》也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东西要全部否定，根本不能用；有些东西要部分否定，部分可以用。情况不是完全一样的。至于一些技术性的、不反映本质的东西，只要适合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可以利用的。
另一方面，对革命法制也要作具体分析，不能说凡是革命法制，统统是好的。革命法制总的说来是先进的，是好的，但是也会有缺陷，也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有些东西彼时彼地是好的，而此时此地则成为不好或不够好的了。解放后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土地改革法、婚姻法等等，在当时是完全适合革命形势需要的，是很好的法律，但是经过三十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法律就不是那么合适了，需要用新的法律来代替。我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到了1975年，有些地方就需要修改。不过，1975年修改宪法，受“四人帮”的影响很大，许多地方没有改好，反而改坏了，因此到1978年又要修改。现在，为了使我们的宪法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又要进一步修改。叶委员长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1978年的宪法有不恰当甚至错误的地方，要全面地、系统地进行修改。国家根本大法，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制定的，还可以改，需要改，何况过去民主革命时期的法制有什么不可以分析，不可以批评的呢？至于历史上农民革命制定的法律和制度，更是要作具体分析。
（于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