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注意戏剧的社会效果——从高尔基反对上演《恶魔》想起的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应该注意戏剧的社会效果
——从高尔基反对上演《恶魔》想起的
杜高
1913年9月，高尔基曾强烈反对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上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高尔基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当时俄国文艺界的震动，遭到了资产阶级报刊的猛烈攻击。一些鼓吹“文艺绝对自由”的人们，也谴责高尔基“企图创立社会对艺术家的自由的检查制度”。当时，只有布尔什维克的报纸积极地支持高尔基的这一正确主张。
高尔基反对把《恶魔》及其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搬上舞台，决不是一概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成就，也不是简单粗暴地抹杀他的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和人的精神性格的复杂性。恰恰相反，他颂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文学的天才。但是从社会现实的需要，从一个上演剧目对广大观众的影响来看，改编上演《恶魔》这一类作品是有害的。高尔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并且是津津有味地描绘着被丑恶的历史、痛苦而屈辱的生活所培养起来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消极特征，但是，创造和发展了俄罗斯文化的，决不是这种性格。这些遭到极度歪曲的灵魂，丝毫没有什么值得让观众去欣赏的。高尔基严肃地指出：当着风暴和雷雨即将袭来的历史时刻，为着把“一切积极力量极大限度地调动起来，——难道现在是欣赏她的畸形丑恶的时候吗？”“为什么要把注意力停留在我们民族心理的这些病态现象上面，这些畸形丑恶上面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尔基看到这些畸形丑恶的东西会象毒菌一样在社会生活中传染开去，会毒害孩子和青年，会向人们灌输对生活、对现实和祖国的命运冷漠、绝望、厌倦的情绪。他吁请正直的艺术家们仔细读一读有关中学青年灵魂遭受各种毒害的调查表。
我们可以看到，当高尔基庄严地提出“社会效果”时，他的心里想着的是比“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重要和更宝贵得多的祖国和人民。正是这种炽热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和维护人民的坚定立场，使这位无产阶级作家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家，在对待一个上演剧目的观点上，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和争论。
这使我想起了去年以来我们也曾发生过的有关上演剧目社会效果的一些争论。去年春天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对《骗子》、《女贼》、《在社会的档案里》三个剧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针对着当时某些错误的社会思潮对戏剧创作的不良影响，以及我们的作者在认识生活和艺术表现方面还存在着的不足，座谈会严肃地提出了我们的作家必须极大地注重作品的社会效果。
后来的事实表明，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成和接受这个正确的观点。有的同志把“社会效果”看成“棍子”；有的怀疑“即使不是棍子，也是限制创作的‘框子’”；有的认为提出社会效果本身的“社会效果”就不好。情绪更偏激一些的同志，则认为考虑社会效果不够好而不支持《骗子》、《女贼》等剧本上演，就是违反双百方针、限制创作自由，甚至就是“变相禁戏”。今年春天，一个戏剧刊物热烈赞扬当地一个剧团演出了《女贼》、《骗子》，是“勇者的胜利”，并且发表了专文《欢迎〈女贼〉登上话剧舞台》。这就使我们看到，我们有些同志对待上演剧目的社会效果的观点，同高尔基所阐明的观点有着多么鲜明的不同。有些同志把上演《女贼》、《骗子》，看成是“思想解放”的表现。高尔基对那些“极度爱好自由”的文艺家说：“您想从什么东西里面解放出来呢？岂不是要从人和公民的全部责任里面解放出来吗？”他说得何等的好啊！
高尔基反对将《恶魔》改编上演，还因为他看到了戏剧独有的艺术特点，估计到它比其他文艺形式对群众产生着更直接、更强烈的感染作用。他说：“我相信，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一回事，看见他笔下的许多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并且还是以艺术剧院的演员们所能显示的那样卓越的演技来加以渲染，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认为，读书时，读者还可以校正主人公们的思想，而舞台上的表演却使观众从可以引起争论的思想范围，转入到感化、催眠术的范围，会比书本上具有更多的说服力和充分的完整性。
高尔基的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的戏剧工作者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在我们时代，戏剧和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戏剧对广大群众，特别是对正在成长中的一代青少年观众，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精神影响，因而戏剧演出的社会效果，也就比高尔基当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代，具有了更重大更迫切的意义。时代要求我们的戏剧必须给观众以美好的、健康的、积极的精神影响，必须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应当相信，我们时代观众的文艺趣味是前进的，而决不会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