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追念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革命回忆录

我的追念
沈粹缜
我和庆龄同志认识不算太早，但相知神交已久。主要是受我爱人邹韬奋（1895—1944年）的影响。韬奋早年敬仰孙中山先生。1926年10月他接办《生活》周刊以后，就曾连续多期介绍中山先生的生平；介绍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后来国民党右派恶意造谣，中伤庆龄同志，韬奋又通过他的刊物，为庆龄同志辟谣。从韬奋处我了解到庆龄同志是一位极有气魄的女性。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激起我全民族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伸出黑手，镇压抗日爱国运动。1936年11月22日深夜，韬奋和其他六位爱国者遭到非法逮捕。这就是三十年代震惊国内外的“七君子事件”。
庆龄同志为七君子被捕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这种违法逮捕和捏造罪名，只能更引起中国人民的抗日的怒火和爱国的义愤，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日本军阀的。
庆龄同志的声明，对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是一个巨大的精神上的支持，它增添了我们的斗争勇气。
为营救七位爱国者，庆龄同志和一些革命者、共产党人联合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她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中提出：“要求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钧儒等七位先生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并“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我们要使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1937年7月5日，庆龄同志在上海，避开国民党宪警的耳目，率领十一位同志亲赴苏州，向江苏高等法院提出自请入狱，以抗议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她正气浩然，爱国爱民的光辉形象深刻在我心里。
以后我有幸见到庆龄同志，但那都是在公众场合。她稳重、端庄、美丽，深得人民的爱戴。平时，人们言谈中提到“孙夫人”，总是和革命的三民主义、正义、爱国连在一起的。
1941年2月下旬，韬奋被迫出走香港，我随后带着孩子也到了香港。一天，韬奋从庆龄同志家开会回来，对我说：“孙夫人募捐来大批救济物资，准备送往解放区，需要请几个人去帮忙整理。她让你也去，你去吧！”我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和廖梦醒、倪斐君等一起参加了整理工作。记得那天我遵照嘱咐，到了九龙湾仔的一个仓库里。庆龄同志亲切和我们握手，随后象谈家常一样提出了要求。她说解放区缺医少药，这些募捐来的物资有衣服、日用品、医疗器械、药品、奶粉罐头，品种很多，请你们帮助分类整理，集中装箱，我会想办法运到解放区去的。我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任务，还编了物资细目。庆龄同志自己一有空也来帮着整理。在工作快结束时，她亲自派车子接我们几人到一家饭店吃饭。席间，她兴致很高，温和热忱，一时用英语和梦醒交谈，一时用上海本地话与我交谈，一时又用带上海口音的北京话与斐君交谈，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和感谢。在座的还有庆龄同志的保姆、忠诚伙伴李妈——李燕娥同志，庆龄同志亲切地唤她“李姐”。她平易的作风，亲切的谈吐，和蔼的态度，显示了她谦逊的美德。在国内国际享有极高声望的“孙夫人”，是这样的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脚踏实地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抗日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庆龄同志去了重庆，我们从此分手多年。
1944年7月韬奋患病去世，1945年5月，我患乳腺癌住院动大手术，以后隐居在敌伪统治下的上海。抗日战争胜利后，庆龄同志回到上海。她很快知道了我那几年的颠波和不幸。她自己受特务监视，行动不自由，就一次又一次地派李姐来看我，送来日用品和水果。有一次她派车接我到她家去吃饭。她轻声慢语安慰我：“邹先生去世了，你不能太悲伤，身体要紧。邹先生的文章代表人民讲话，在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下，为进步青年指明了出路。他用他的笔做了很多好事。你有机会也要到社会上去做事，你能做的。”她的真诚和体贴使我振奋。
1949年1月，北平解放了，大约在6月间，我被约请到中南海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政协开幕那天，我惊喜地又看到了庆龄同志。她是在邓颖超大姐的陪伴下，从上海到北京的。她的嘴角浮现着一缕欣喜的微笑。是啊！为实现新中国，她呕心沥血，以超众的才智，团结各种进步力量，支援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而党的事业的胜利，又成了她前进的动力。
政协会议结束，庆龄同志对我说：“解放了，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要大大开展，先要增办一个托儿所。她约我担任这个托儿所的所长。我从来没有担任过领导工作，有点胆怯。她热情鼓励我，说只要爱孩子，工作能做好的。在她的感召下，我开始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并为能在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而高兴。1951年6月，我被调去上海市妇联搞儿童福利工作，我们仍经常有接触和交往。
1950年冬，庆龄同志和林伯渠、朱明、罗叔章、廖梦醒等同志去东北三省参观视察，她要我也陪同前往。我亲眼目睹庆龄同志勤奋忘我工作的情景。每天她大清早起床，用在生活起居方面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用在看材料、做视察的准备工作上。每到一处，都认真听汇报，提问题，还要随行的同志帮助记录。晚间，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她也不肯早早休息。她的眼睛不好，在灯光下看东西吃力，拿来文件，就要我轻声读给她听，一路上，她关心所有随行的人。遇到房间挤，她就让我睡在她套间外屋。有一次，我连续几天不适，腹部气胀，她竟坐在我身边给我按摩，那时她已荣任国家副主席。四十年代，她在我心中留下的崇高形象，又重现在我眼前：她伟大而平凡，可亲可敬；她善于动员和团结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奋斗。
几十年来，庆龄同志给我的影响和教诲是一言难尽的。她从来不以领导人自居，多次对我说：“我们是老姐妹了，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讲。”她交托我办事，不论大事小事，总是信任地交托，但又表示很过意不去。这次病重，有一天她又对我说：“你我是老姐妹了，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叫我怎么说呢？”我咽下悲痛的泪水，宽慰她：“夫人，是老姐妹，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作为老妹妹，那都是我该做的事。”她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以后又亲吻了我。
最令人难以忘情的是庆龄同志还给我留下了她生前的最后题词。早在今年初，韬奋纪念馆在着手编选《韬奋手迹》一书，要求我恳请庆龄同志为该书封面题签。春节，我从上海去北京，将此事向庆龄同志当面提出，她高兴地答应了。但说现在她的手有些抖，等好些后再写。我看她的手总在发抖，便不忍心催她。2月下旬我由京返沪前，在给她的信封上注了一句话：“请夫人健康时再写”。以后，她的病时好时坏，我就没有再向她提题签的事。庆龄同志却一直记着这件事。在她病危的前夕，5月12日清晨5时，她叫来身边的同志，说她要做事，让人扶着她，艰难地走到写字台旁坐下，用颤抖的手，写下了“韬奋手迹”四个大字，落款：“宋庆龄题”，时间：“一九八一年”，而且写了两张供选用。写完后请身边工作人员扶她上床躺下，说：“我现在放心了。”还一再叮嘱将写好的字交给我。当我收到这件题签，听她身边工作人员介绍她写这几个字的情景，激动得心都发抖了。我又难过，又钦佩。这几个在她重病中挣扎着起来题的字，竟成了她最后留下来的题签。她就是这样用自己的心来对待朋友和同志的。庆龄同志的深情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头，珍藏在我心灵的深处。
（选自即将出版的《宋庆龄纪念集》，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宋庆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