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国英、叶佐英同志来信（摘要） [复制链接]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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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国英、叶佐英同志来信（摘要）
1 981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杨献珍同志来信》，批评我们写的《党的卓越哲学家艾思奇》一文的部分内容。我们的文章本着三中全会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回避了同志间一些历史旧账。我们文章中有一个情节是疏忽了，1953年春夏间，原马列学院领导人处在变动中，陈伯达调上级领导机关。我们没有查清领导人任免的确切时间，这一点杨献珍同志是对的，我们弄错了。
经反复核查，我们认为文章没有原则错误。陈伯达在1953年批判、诬陷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康生在1958年打击迫害艾思奇，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
1953年3月以前，陈伯达在马列学院主持工作时，对《大众哲学》百般挑剔，横加指责，说：“《大众哲学》没有一页没有错”，“是机械唯物论”，“早已过时了”等等。陈伯达所说的东西，事实上成了1953年批判《大众哲学》的基调，随便翻到的那句话（原文是：“在哲学上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分为两大类……”。）也成了那次批判的重要根据。
我们认为1953年所做的《大众哲学》是“机械唯物论”的结论是不正确的，批判所持的基本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摘引的事例也是曲解了原意的。《大众哲学》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它是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的好书，至今为广大群众所公认。可是，当时却全盘加以否定，迫使艾思奇取消中国青年出版社已排出清样的《大众哲学》修订本的出版，不得不做检讨，致使《大众哲学》被禁锢二十五年之久。现在还将两份二十八年前的内部档案拿了出来，而且把那份不实事求是的“报告”作为“根据”，公开引用艾思奇当时被迫的检讨当作“武器”，这种做法实在令人不好理解。
艾思奇同志在理论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但当时批评他是“教条主义”、“庸俗化”、“机械唯物论”、“恶劣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缺乏党性”等等，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并且批评所持的基本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就以那时批判“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领袖是个偶然”这件事为例，事实和观点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查到艾思奇同志讲课的一段原话：“我们中国革命一定要有一个人来领导，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这样伟大的民族，这样多的人口，一定要产生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是偶然的……。”当时记录得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就算原文如此，艾思奇的观点究竟是不是“非常荒谬”的“原则性”错误呢？恩格斯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见《马恩选集》第4卷506—507页）这就是恩格斯关于伟大人物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和某个人成为这样人物的偶然性相结合的观点，他用这个观点解释了拿破仑，也用来解释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艾思奇自然也可用来解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出现。而这种解释，正是没有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这同肯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并不矛盾，也丝毫不影响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1958年在原高级党校工作人员中进行的反右派运动，我们许多同志都是亲身经历的，我们所列举的是经过核对的事实。我们在纪念文章中，根据事实指出当时主管党校工作的康生及亲自参与此事的曹轶欧应负主要责任，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卢国英 叶佐英
198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