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务实思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读史札记

康熙的务实思想
马汝珩
康熙（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二个皇帝。他是满族统治阶级中一个有作为的人物，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康熙在位六十一年，中国从一个分裂割据、外患侵扰、生产凋敝、社会不安的局面逐渐走上国家统一、疆域稳定、国势强盛、经济昌荣的道路。这一局面的出现，是同当时执政者康熙的政绩相联系的。
康熙在历史上所以有所作为，除了明清之际的历史趋势给他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以外，与他个人的思想素质也有着密切关系。他即位后面临各种社会矛盾，奋发图强，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审慎的态度，注重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务实的思想，在康熙的头脑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在位期间，经常强调“君临天下之道，惟以实心为本，以实政为务”（《清圣祖实录》卷252）的施政原则。这是他提倡务实的基本出发点。
他在处理日常政事中，凡事皆身体力行。他曾说：“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言耳”（《康熙政要》卷10）。谈到治学方法时，康熙也明确提出要学以致用，用于实践，他说：“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惟当躬行实践，方有用于所学”（同上卷1）。
由于注重务实，康熙对当时的一些理学名臣如汤斌、张伯行、李光地、熊赐履等的空谈性理、不求实际的作风，很不满意。他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履，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清圣祖实录》卷163），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些道学先生们言行不符的本质。他揭露汤斌时说：“昔江苏巡抚汤斌，好辑书刊刻，其书朕俱见之，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清圣祖实录》卷242）。再如他批评熊赐履务虚名：“熊赐履所著《道统》一书，王鸿绪奏请刊刻，颁行学宫，高士奇亦为作序，乞将此书刊布。朕览此书内过当处甚多。凡书果好，虽不刻，自然流布，否则虽刻何益？道学之人，又如此务虚名而事干渎乎？”（《康熙政要》卷12．《公平》）
康熙见到理学家们多言行不符，进而对理学也提出了怀疑。他在康熙三十三年，于丰泽园召试翰林院官员，出《理学真伪论》题目，让翰林们作文。有个叫熊赐瓒者，见了题目十分恼怒，写的文章里“应抬之处，竟不抬写，不应用之语，辄行妄用”，这当然是对皇帝的“显然不敬”。有人主张“应将熊赐瓒革职拿问”，康熙得知后说：《理学真伪论》的题目，“此亦书籍所有成语”，熊赐瓒见了为何“大拂其意”呢？对他不敬的行为，“本当严加治罪，姑念其愚蠢，从宽处分”（《清圣祖实录》卷163）。实际上这是康熙对理学家有意的嘲弄。
康熙自己曾说过：“朕一生所学者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之易”（《康熙政要》卷16．《崇儒》）。的确，康熙政绩的取得，是经过他一生不懈的努力，而他的务实思想也贯穿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之中。凡国家大事，他无不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例如对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以及经理河工等重大问题，他不仅亲自决策，而且亲自运筹部署。为了平定叛乱，他曾经三次亲临漠北，指挥布置，正如他自己所说：“予三临沙漠，事无巨细，躬身筹画”（《康熙政要》卷21）。
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四十多次北狩，亲自视察河工、民情，了解吏治，调整与巩固民族关系，这些，都是他务实精神的体现，也是他治理国家取得政绩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