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的人们——记为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创业的人们
——记为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作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号称我国三大共生矿基地之一的攀枝花地区，地图上标名是四川省渡口市。
据地质学家揭示，群山绵亘的攀枝花，原是一片汪洋，大约在寒武纪以后，康滇古陆崛起，力和火交作的造地运动，最后铸就了储量超过80亿吨的钒钛磁铁矿矿床。中间沉寂了三亿年许，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发生了一次更伟大的崛起；这次崛起的，是至今只有16年历史的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可是，这一次却不是自然的功力，而是科学的威力，中国人民自己的创造。在这里，那些战斗在资源综合利用战线的科技人员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在攀枝花钢铁研究院，我们见到了副院长汤乃武和工程师李身钊。他们激动地给我们追述了16年前参加承德钢厂高炉冶炼高钛型铁矿试验的前前后后。
1964年末，眼看攀枝花基地的建设就要拉开序幕，钒钛磁铁矿能否用普通高炉冶炼却还是一个悬案。就在这时，从全国19个单位抽调的108名科技人员，挑起了试验的重担。号称108将的试验组成员十分清楚，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性技术难题：国外对高钛型铁矿石的冶炼已探索了百余年，结论是只要炉渣中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就无法用高炉冶炼。而攀枝花共生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却高达25—30％。某些外国专家曾经断言，这种共生矿是根本无法冶炼的“废石”。
新的技术不仅国内没有，国外也没有，怎么办？
“靠我们用社会主义热情，用科学精神去创造！”
“108将”凭着这股创新的精神，为攀枝花共生矿的高炉冶炼展开了艰难曲折的试验。
当时，虽然寒风砭骨，但试验场上热气腾腾。从试验组领导人周传典、庄镇恶、李殷泰、汤乃武直到年轻的大学生，都同工人一起在炉前操作和观察。每次矿石投进高炉之后，不是堵口，就是稀溜溜的渣铁满炉台流淌。一次次地试验，一次次地失败。但是，人们毫不气馁，又坚持试验下去。有一次，试验高炉突然发生故障，大家一起冒着炙人的高温和呛人的烟雾，用钢钎抠、用氧气烧，连续抢救了20多小时。就在事故发生不久的技术讨论会上，一个新的冶炼方案提出来了。经过前后百余天的反复试验，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新工艺终获成功，为攀枝花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以钒钛磁铁矿为原料的三座大型高炉雄伟地屹立在金沙江畔。火光闪烁，铁水欢流。曾被判为“废石”的攀枝花共生矿，不仅复活了，而且献“宝”了。它被冶炼成了好铁、好钢，源源不断地输向祖国四面八方。仅1980年攀钢就生产了195万吨生铁、165万吨钢、110万吨钢材，为国家上交利润1.07亿元。我国首创的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技术，今天仍在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攀枝花的一切，都蕴含着创造。新的冶炼技术是这样；密集的厂房、成群的高楼、美丽的城市公园是这样；就连许多山间的路，也是创业者踩出来的。1955年初春531地质队刚到攀枝花的时候，这里还是交通闭塞，榛莽丛生的荒山峡谷。刚转业的志愿军战士和从地质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们，组成了年轻的勘探队。他们住的是帐篷，喝的是金沙江水，在山羊也不敢攀援的峭壁上寻矿。那时，这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但在震后两个多月不断的余震中，勘探队员仍日夜守在钻机旁，不停地向岩层深处探宝，仅用三年半时间，向国家交了一个大型铁矿的详细勘探报告。
1965年攀枝花基地动土以后，更多的科技人员一批批地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没有铁路、没有公路，没有大城市依托，一切都是从头开始。当时的生活正如一首顺口溜说的那样：“天是罗帐地是床，喝水要到金沙江，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创业生活虽然艰苦，却强烈地吸引着成千上万有抱负的人们。
在大学时代就同窗攻读铸造的工程师许光寿和陈璟琚，来攀枝花已经是在十年动乱开始之后。当时，他们参加钒钛铸铁试验，连最起码的显微镜和化铁炉都没有，实验室也是席棚子，可是，心爱的事业使他们着了迷，什么困难都动摇不了他们的决心。试验组自己动手修复高平炉，就用肉眼观察铸铁金相。在极为简陋的环境中，他们终于创造了耐磨、耐热和耐腐蚀的钒钛铸铁。
的确，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搞科研、创业更需要有一种顽强的献身精神。在攀钢提钒炼钢厂，有两座壮观的提钒炉，它们是这个厂的科技人员和工人们别出心裁的创造。当我们采访提钒攻关时，许多人向我们深情地怀念起为了提钒试验而呕尽心血的工程师江耀华。
1970年下半年，江耀华同另外16名科技人员和工人一起主动地承担了提钒新工艺的攻关任务。钒是一种极其有用的金属，可是由于提钒的技术不过关，只好眼看宝贵的钒白白扔掉，国家却要用20吨花生油的代价从国外换进一吨五氧化二钒。
“我们决不能捧着金饭碗去要饭！”江耀华不止一次地用这样的话鼓励同志们。17个人中只有老江一人是工程师，他成了试验的技术负责人。老江日夜不停地干。一号炉的草图是大家你一笔，我一笔，用粉笔在地上画出来的，零件也是东寻西找凑齐的。可是炉子不理想。二号炉的试验是一场攻坚战。为了解决炉子“咽喉”部位的结瘤问题，掌握炉体变化的准确数据，老江带头爬上高高的炉顶，冒着灼人的高温和被烧伤的危险，靠近观察，终于取得了成功。接着，老江又接受了提钒车间的设计任务。1974年春天，他带着设计方案到北京送审。昼夜操劳，使他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有一天，他突然昏倒在招待所里，醒后，又投入了工作。在北京十几天，他竟舍不得抽时间到医院去看看病。设计方案确定了，为了早日回厂，他拖着病体，步履蹒跚，叫别人扶着登上了火车。
老江的病很快发展到“冠心病后期”。他看了诊断，脸上一惊，随即平静下来，而且工作量更大了。直到病休在家，还是每天工作不息，深夜审查设计图纸。他说：“提钒车间不建成，我一刻也安不下心。”
1975年6月18日，年仅40岁的江耀华心力交瘁，猝然病逝。就在送医院抢救前，他还在桌前工作。人们沉痛地说：“为了提钒，老江真是把心血都熬尽了！”
炼钢厂试验组的同志们把他葬在清香坪的一座小山上。他的墓碑朝东，与弄弄坪上烟火缭绕的提钒车间遥遥相望。当年江耀华没画完的设计图，今天已成为举世仅此一家，用独特工艺大规模生产钒渣的提钒车间。
在攀枝花的开发史上，又何止一个江耀华呢。从担负钢铁基地主体设计的重庆钢铁设计院到施工的19冶金建设公司，从攀枝花到全国各地参加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研究的科技单位，有多少个江耀华！正是靠了千千万万个江耀华式的创业者，攀枝花工业基地才崛起于世，并且正在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李如靖 沈国凡 刘允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