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原则受迫害 上访五年没解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编者按：王真明同志给本报来信，反映他因坚持原则，主动查清个别驾驶员参与犯罪活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反而遭到车队党支部书记的压制和打击。虽经多次申诉，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本报记者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现在将读者的来信和记者的“调查汇报”一并发表，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领导机关的重视，尽快严肃处理此事，使正气得到伸张，歪风得以制止！
坚持原则受迫害 上访五年没解决
我原是贵州省盘县特区汽车队修理工。1975年8月初，车队党支部派我和同事蔡春长了解几个驾驶员搞地下运输、非法索利的问题。在外调过程中，从邻县兴仁县公安局又了解到，车队处理过的另一个驾驶员，对参与犯罪集团的活动没做彻底交代。
1975年8月中旬，兴仁县公安局从在押主犯的口供中得知这个驾驶员的问题后，曾派人到车队调查。当时他的交代不彻底。但没过几天，车队党支部书记李富汉便急急忙忙让他在职工大会上“主动坦白”，以口供为凭，未交公安机关处理，也没经过上级同意，便当场擅自宣布“不给任何处分，经济上减半退赔”的处理决定。会后，李富汉又把这个驾驶员退赔的手表还给了他。在外调中，我们了解到本人的交代与事实有出入，这样草率处理不合适。我们向支部汇报时，李富汉却说：“这问题已经处理，你们再搞是错误的。”并批评我们超出了外调范围。我们认为，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坚持原则，把问题搞清。于是，我们向上级——当时的特委和公安局反映，获得支持后，继续进行调查。李富汉借口我们不向支部汇报，两次拍电报催我们回单位。接着取消了我们的外调资格，并停发了工资，旅差费也不准报销。
粉碎“四人帮”后，李富汉多次点名批评我，说我外调是“搞黑材料”，是“踢开党委闹革命”，“阴谋篡夺支部最高领导权”。1977年4月，再次停发我的工资，让我停工检查，接着把我送进清查学习班。李富汉还亲自带队，组织批斗。而且连续15个月拒收我的党费。
1975年12月开始，我被连续扣发了13个月的工资。我家在四川农村，上有七十多岁的双亲，下有妻子和4个孩子，没有工资接济，到今年共欠队里粮钱482元。一个孩子的双手骨折，因无钱及时治疗，造成了一只手残废。在单位那段时间，我连伙食费都交不起。车队和其它单位有些职工同情我，常让我到他们家里吃饭，或借钱给我。好心的食堂管理员，同意让我赊账吃饭，并从他的工资中扣还。一年多时间，连借现金和赊账，这一处就欠了250元。因同情我，那位管理员后来也受到了李富汉的批评。
这几年，我向各级领导部门写了几十份揭发申诉材料。中央、省委多次下文和派人催办，但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
贵州盘县特区汽车修理厂 王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