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曲折路　一席肺腑谈——访去港复归的北京大学讲师石长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三年曲折路　一席肺腑谈
——访去港复归的北京大学讲师石长和
7月间，北京大学党委接到这样一封来信：“本人原在北大地球物理系任教，因随爱人去印尼探亲，经北大党委及北京市公安局批准，于1979年抵香港，在港滞留已逾二载……来到香港后，虽然物质条件上不差，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十分反感而不能习惯与适应，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因此，本人希望返回祖国，为建设四化贡献力量，望能批准。”
写信人是谁？从漠然离去到热望回归，他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化的？
11月上旬的一天，在秋色斑斓的北大校园里，记者同这位写信人、如今已获准复职的地球物理系讲师石长和同志交谈。当我向他提出上述问题时，这位钻研高空物理的人，立即援引马克思的话作为回答：在那个资本主义社会，“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他的语调是低沉的，那里面注入了他在香港的亲身感受。初到香港时，他大姨子对他家似乎很关心，从一套房子中让出九平方米的一间给他们四口住，自己住另一间。这套房每月租金七百元（港币，下同），石长和拿三百五十元。过了些日子，大姨子话里有话地说：“你这间房子，要是租给别人，得收五百元。”在内地生活惯了的石长和，没有理解这话的含义，于是，矛盾发生了。没多久，大姨子搬走了，把房子租给了另一个人。又过一个月，石长和被撵出来，只得每月花五六百元去租另外的房子。亲戚的情谊，被金钱冲得精光。当然，金钱的冲击决不止于亲友之情。他和他爱人的收入，原本是放在一个存折上的。可是，大姨子对他爱人说，香港可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钱都由每个人自己管。如果合存在一起，必须两个人联合签名才能从银行取钱。于是，他们也只好照着这里的惯例办了。在房子和存折这两件“小事”上，石长和开始触摸到那里人与人的关系是如此冰冷，他的心紧缩了。
“一到香港，人家说这里和国内不一样，最讲现实了。”石长和苦笑着说，“很快我就知道了，钱是最‘现实’的。没有钱什么也干不成。”为了钱，他不能不去干很“乏味”的工作。记者曾在一个表格上看到他填写的这段经历：1979年2月至12月，天美时表带厂仓库工人；1980年1月至7月，中国染厂仓库管理；1980年8月至1981年9月，深水涉图书馆职员。收入呢，在工厂时每月工资1，000元，在图书馆每月1，400元。加上爱人工资，每月收入2，800元。开支呢，房费近700元，水电费200元，伙食费900元，还有衣服费、交通费、医药费等等。收支相抵，所剩无几。
也许，仅仅从物质生活上说，并不算很紧迫。但是，用非所学，专业荒废，特别是精神上的空虚，使他难以忍受。这位五十年代被国家送到国外深造、1961年开始在北大任教、而今年已四十七岁的讲师，难道就这样打发日子了此一生吗？可是不这样又当如何？下班回家，房间是那样的狭小，没法看书，也没心思看书。出去走走，看到的是酒绿灯红、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电视、电影充斥着打斗、色情、恐怖的货色。深夜，噪声吵得他不得安眠。在公共汽车上，他未见过象内地那样的扶老携幼的景象。报上不断刊登的所谓“伦常事件”，使人感到人到老年的可怖。特别是那种流行的“笑贫不笑娼”的道德观念，使他感到，这里的确是块“文化沙漠”，……他说：“在香港，我呆了将近三年，仍然感到这是个非常陌生的社会。”
他对那个社会的评价是含蓄而有分寸的，正象他本人的性格一样。但是，那个社会对他和他的家庭的冲击和侵蚀，却是既不含蓄，也不讲分寸的。接着又发生的一连串难以言传的痛苦事实，清楚地告诉他，象他这样一个每月只挣一两千元、既无靠山又守本分的人，在香港是很难混下去的。他憎恨和谴责眼前的这个社会制度。他决心离开它！这时，他想到了他身背后那片曾经养育了他的无比辽阔的大地，他又把脸转向了她……
祖国展开了双臂。他又获得了在北大地球物理系任教的职务。回到学校后，领导上切切实实地帮他解决了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老同事也来看他。
“回来以后，你有什么感想？”
石长和笑了。他说，我看到祖国这几年建设得很快。从西直门到黄庄，一片片新楼房盖起来了。北大知识分子状况确有改善，我的老同事，许多人分了新房，提了薪。
我带着遗憾的口吻说：“要是不走，恐怕你已被提为副教授，工资也长了一级或两级了。”他淡淡一笑，却谈了另外的问题：“香港资本家欢迎内地人员外流，他们打的是压榨过剩劳动力的算盘。而我，党和国家培养教育了多年，虽不能说有什么特长，但业务上还是熟悉的，理应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化出力。”
我明白了，三年的曲折，使他更深刻地懂得了什么是最宝贵的东西。
本报记者 艾丰